1950年11月30日,华盛顿,白宫。杜鲁门举行记者招待会,遭到连珠炮似的提问。
杜鲁门谈到朝鲜局势时,引起了一场使用原子弹的风波。
《纽约时报》记者安东尼·莱维罗问:总统先生,进攻中国东北是否有赖于在联合国的行动?
杜鲁门答:是的,完全是这样。
莱维罗问:换句话说,如果联合国授权麦克阿瑟将军向比现在更远的地方推进的话,他会这样做吗?
杜鲁门答:我们将采取任何必要的步骤,以满足军事形势的需要,正如我们经常做的那样。
《纽约每日新闻》记者杰克·多尔蒂问:这是否包括使用原子弹?
答:这包括我们拥有的任何武器。
《芝加哥每日新闻》记者保罗·利奇问:总统先生,你说的“我们拥有的任何武器,”是否意味着正在积极考虑使用原子弹,
答:一直在积极考虑使用原子弹。我不希望看到它。这是一种可怕的武器,不应将其用之于和这场军事入侵毫无关系的无辜的男人、妇女和儿童。而如果使用原子弹就会发生那样的事。
杜鲁门为什么挥舞原子弹呢?
原来,麦克阿瑟在志愿军发动的第一、二次战役中连吃败仗,才如梦初醒,意识到志愿军不是少数部队,而是主力出击,急令美军全部撤退。第8集团军司令沃克在后撤路上因车祸身亡,麦克阿瑟鼓吹的“圣诞节总攻势”变成了“圣诞节总退却”。敌人由进攻转入了防御。
消息传回国内,美国报纸认为这是“继珍珠港事件后美国最惨重的军事败绩,”不少人认为麦克阿瑟的“圣诞节结束朝鲜战争的总攻势”是“历史上最大的愚蠢事件。”
杜鲁门认为:朝鲜局势的发展已使“世界面临一次严重的危机。”
美国的主要盟国英国、法国等普遍对朝鲜战争局势表示忧虑,更害怕战争进一步扩大而妨害其自身利益,削弱其在欧洲的力量。它们希望杜鲁门保证“朝鲜事件不至于把全世界搅进一场大战。”
焦头烂额的杜鲁门为了寻找摆脱危机、挽回败局的出路,连续召开了一系列紧急会议,井同麦克阿瑟磋商。他们认为,朝鲜战争现在已是在完全新的情况下,和一个具有强大军事力量的、完全新的强国进行一次完全新的战争。但是,对战略重点的估计上出现不同的看法和主张。一种意见认为,欧洲至关重要,美国不应该陷在朝鲜而削弱了欧洲的力量,主张“放弃朝鲜,把力量集中在欧洲”;另一种意见认为,现实的危险在亚洲,如果在亚洲失败,欧洲也就没有希望,主张必须在朝鲜取胜,麦克阿瑟甚至主张扩大战争范围,袭击中国东北机场,封锁中国海岸和利用台湾的中国人对付中国。
英法等国则主张,战争在三八线停下来,谋求通过政治谈判结束战争。
杜鲁门反复权衡,从其全球战略出发,决意保持其在朝鲜和整个亚洲的地位。
11月30日这一天,杜鲁门发表声明,说:“联合国部队不打算放弃他在朝鲜的使命,将从3个方面来应付新的局势,即坚持朝鲜战争、加强欧洲防务、加强美国军事力量。”
随后,他把答记者问时暗示在朝鲜使用原子弹,以警告中国人。
合众社资深的记者梅里曼·史密斯认为,杜鲁门在这个敏感问题上走得大远了,他追问:总统先生,我想再回到刚才提到的原子弹的问题上。你说在积极考虑使用原子弹,我们清楚地理解了你的意思了吗?
答:我们一直在积极地考虑,史密斯。这是我们的一种武器。
国际新闻社记者罗伯特·狄克逊问:总统先生,这是不是意味着用以打击军事目标或民用……
杜鲁门插话:那是军方人员将要决定的事。我不是一位批准这些事情的军方权威。
记者提了几个问题后又回到原子弹的问题上。
全国广播公司记者弗兰克·布戈尔策间:总统先生,你刚才说这有赖于联合国的行动。这是不是意味着除非联合国授权,否则,我们便不能使用原子弹……
答:不,完全不是那种意思。对共产党中国的行动有赖于联合国的行动。战场的军事指挥官将改变武器的使用,正如他以前常常做的那样。
美联社和合众社马上把杜鲁门的这番话传播到全世界,在国内外引起了一片混乱。
英国议会引起轩然大波。美国大使馆称“这是1945年工党上台以后下议院就外交事务所进行的最为激烈、焦虑和负责的辩论。”大约100名工党议员在一封递交给艾德礼首相的信上签名,反对在任何情况下使用原子弹。
联合国大厦内,西方国家的大使极为震惊。西欧其他国家的大使与英国人同样有“巨大的担心。”即美国正“在一个不可思议的时间里和可能出现的最困难的战略条件下,”使他们在亚洲投入战争。
中国人民没有被吓倒,美国的盟国反而被吓坏了。
杜鲁门不了解中国,不了解毛泽东。
毛泽东是一个不伯压,不信邪的人。他曾经蔑视地说:原子弹是吓不倒中国人民的。
他在芬兰首任驻中国大使孙士敦递交国书时谈到:我国有6亿人口,有960万平方公里。美国那点原子弹,消灭不了中国人。
由于事与愿违。杜鲁门不得不授权新闻秘书于当天向记者解释:“总统希望,他今天在记者招待会上关于使用原子弹所作的回答肯定不至于引起误会,自然,自从朝鲜的敌对行动爆发以来,我们就在考虑这个问题,这种考虑就跟我们的部队在作战时考虑使用所有的武器一样。”
“然而,应该着重指出,按照法律,只有总统有权批准使用原子弹,而直至现在还没有发布这样的命令。如果到了该发布这种命令的时候,他将授权战区军事司令官负责战术上投送这种武器的任务,”
“总之,今天新闻记者招待会上对任何问题所作的回答,并不表示上述情况有任何改变。”
12月4日,杜鲁门又表示:“准备遵循谈判途径,设法终止敌对行为。”
12月14日,成功湖畔,在美国默许下,联合国大会通过了印度等13个国家提出的朝鲜停战方案,内容是:举行一个与朝鲜问题有直接关系的各大国参加的会议,先在三八线停战。以便进行协商。
同时,美国争取喘气时间,加紧“进行全面战争的准备态势。”12月16日,杜鲁门宣布:全国进入紧急状态,要求将军队从250万人增至350万人,并要求将飞机、坦克的生产能力在一年之内分别提高4至5倍。
12月26日,东京,“联合国军”司令部,麦克阿瑟接见了走马上任的李奇微。
李奇微穿着一件佩带手榴弹的马甲,挎着一支枪,头戴一顶引人注目的毛边帽子,翻起的衣领佩戴着三颗星和伞兵徽章。他是伞兵出身,二次世界大战中曾任美国第82空降师师长,还当过军长,参加过著名的诺曼底登陆战役,在中欧战场颇有一点名气。
这个月,他55岁了。他接替已死的沃克任美国第8集团军司令职务。
麦克阿瑟说:你的任务是,能够靠自己的力量守住最前方阵地,尽量靠前地坚持下去。阿尔蒙德的第10军也将由你统一指挥。
麦克阿瑟特别告诫李奇微不要小看中国人。他提醒说:“他们是很危险的敌人。沃克曾报告,中国军队常常避开大路,利用山岭、丘陵作为接近路。他们总是插入我们的纵深发起进攻。其步兵手中的武器运用得比我们充分。敌人惯于夜间运动和作战。中国的整个军事机器都投入了这场战争。”
当天中午12时,李奇微动身前往东京羽田机场,乘飞机去朝鲜。
下午16时,他走下了飞机,踏上朝鲜东南部大邱的停机坪,在冬季的寒风中微微有些打颤。随后,李奇微视察了部队,部队异常低落的士气使他吃惊。
他写给陆军参谋长柯林斯的一封信中说:
“这里确定无疑地有一种紧张不安、大难将临、动荡不安的气氛,一种惊慌失措的精神状态……我很清楚,我们的部队业已丧失信心。从他们的眼神、步态都可以看出这一点。从他们长官的脸色——从军士直至最上层军官,都可以看出这一点。他们反应迟钝,不愿交谈。他们完全缺乏那种在士气高昂的部队身上可以发现的那种警觉性和进取精神。”
李奇微认识到:“他们表现出那样的精神状态是有其原因的……他们想知道为什么来到朝鲜,打算让他们干些什么,这也是无可指责的。如果说我们国家进行过的战争有一场可以称得上不为人所理解的战争,那未,朝鲜战争便是这样的战争。…
李奇微在写给柯林斯的信中,尖刻地把美军在战场上的毅力同志愿军作了比较。
李奇微截停了韩国一支正在后退的军队,问他们上哪儿去,然后命令他们返回前线。这一命令是在由李奇微带到现场的宪兵的卡宾枪下得到执行的。
李奇微后来说:“我想告诉战场指挥官们,他们的步兵老祖宗倘若真能看到这支军队目前的状况,是会气得在坟墓里打滚的。这支军队是这样地依赖公路,不重视夺占沿途的高地,不熟悉地形和难得利用地形,不愿意抛开使部队伤亡惨重的汽车而代之以步行,不愿意深入山林、丛林,到敌人的驻地去作战。”
“我十分清楚,我们的部队兵力过于单薄,无法横贯整个朝鲜半岛建立一条稳固的战线。可是,我不明白,这些部队为什么相互间不进行支援,如师与师之间、军与军之间。我们装备的榴弹炮射程达数英里之远,所以,在许多情况下,各部队都可以向友邻部队提供相当大的支援。”
“不错,敌人通常在夜间轻装行军,而且比我们熟悉地形情况。他们习惯了这里的气候条件和清苦生活,可以自己解决口粮问题。他们利用在这里所获得的一切运输手段如牛车、骡马甚至骆驼等运输所需要的武器和补给品。他们也利用当地劳工肩扛背驮,甚至有时部队自己也背负这些东西。但是,我们变得对公路这样地依赖,完全是由于我们自己不愿意放弃舒服的条件,而不是其他什么原因。”
李奇微乘飞机视察着前线。一面整顿士气,一面调整部署。他吸取了前两次战役被志愿军穿插迂回的教训,加强了防御纵深,在三八线至三七线之间部署了5道防线,第一道基本防线设在三八线上,第二道基本防线位于汉城以北,还有三道机动防线。李承晚军队8个师放在一线,美英军放在二线,可打可撤。命令部队修筑钢筋水泥工事,加固地堡暗道,埋设地雷,架设铁丝网,“防卫一条从临津江到三八线的总战线,”如果一旦被迫放弃阵地,则“有秩序地按照调整线后撤。”李奇微还采取了“夜间收缩部队,让部队与部队之间紧紧衔接在一起;昼问则以步兵坦克协同的分队发起强有力的反冲击”的方法对付志愿军的进攻。
12月31日中午,李奇微飞到汉城的前进指挥所。
1950年12月中旬,一股寒流袭来,寒风横扫着朝鲜半岛,草木枯萎,一片苍凉。瓦灰色的天空和呼啸的狂风都预示着一场大雪即将降临。
喜欢这种天气的人似乎只有彭德怀一人。
志愿军司令部已迁移到朝鲜北部的君子里。
彭德怀照例每天早晨5点30分起床,然后在附近跑步。他气喘吁吁地跑回来后,用凉水洗脸。他称,这样做有40年了,已成为一生不可改变的习惯。
6点30分,彭德怀用早餐。同时阅读一些电文。除了粥外,早饭有时也有湖南风味的红辣椒。他总是吃得很慢,细细咀嚼着每一口饭。彭德怀的胃不太好,这是因为在长征途中有一个星期,他硬着头皮吃没有煮过的麦粒和野草,又吃有毒性的食物,然后几天颗粒不进的结果。
早饭后,彭德怀来到设在一个大矿洞内的司令部作战室,密如蛛网的电话线从各部队集中到这里。和野外的严寒比,洞内温暖舒适。墙壁上悬挂着的大幅军事地图,图上醒目的各种各样的标志符号,把三八线南北敌我态势一目了然地标示出来。
彭德怀和韩先楚、洪学智、解方、杜平等筹划着第三次战役。
他们刚刚接到毛泽东于12月13日发出的电报,电报明确指出:
“(一)目前美、英各国正要求我军停止于三八线以北,以利其整军再战。因此,我军必须越过三八线。如到三八线以北即停止,将给政治上以很大的不利。
(二)此次南进,希望在开城南北地区,即离汉城不远的一带地区,寻歼几部分敌人。然后看情形,如果敌人以很大力量固守汉城,则我军主力可退至开城一线以其以北地区休整,准备攻击汉城条件,而以几个师迫近汉江中流北岸活动,支援人民军越过汉江歼击伪军。如果敌人放弃汉城,则我西线6个军在平壤、汉城间休整一时期。
(三)明年1月中旬补充一大批新兵极为重要。……
(四)空军掩护铁道运输线,正在筹备,有实现可能。但最后确定尚待商办。”
这时,志愿军已连续打了两次战役,伤亡数万人,部队需要休整补充。同时,朝鲜进入深冬季节,气候严寒,部队物资补给困难。而志愿军二线兵团两个月后,才能完成各种准备入朝作战。彭德怀原来设想,在第二次战役结束后,部队停止于三八线以北数十里进行休整补充,暂时不越过三八线作战,接到毛泽东电报后,彭德怀立即放弃自己的设想。
彭德怀等几个人正在讨论,时而争论得面红耳赤,时而沉默得令人窒息。他们积极部署着第三次战役。
12月15日,彭德怀向部队下达了挺进三八线的命令。
打,还是不打,决定之后,彭德怀对怎么打的问题一连琢磨了几天,饭后下一盘棋的唯一嗜好也中断了。
这天一吃完饭,彭德怀把饭碗一搁,就拉着韩先楚“杀”起来。韩先楚是一位土家族高级将领,曾任班、排、连、营、团、师、军长,新中国成立后任13兵团副司令员,志愿军副司令员。
大家一见彭德怀又有了这样浓的兴趣,知道他已经有了主意,都高兴地围上来观战。韩先楚是一个急性子,他看见彭德怀走棋不慌不忙地,就催他快一点,彭德怀哈哈大笑,说:“这就叫稳进方针。”说着,他把棋盘一推,和大家一起商量起第三次战役的作战方针——稳进,专打伪军,目标缩小,能吃就吃,适时收兵。(www.daowen.com)
彭德怀强调:“突破就是胜利!千万不要打得太远了。太深了,否则我军困难很多,于我不利。歼敌能歼多少是多少,多点更好,少点也没关系。总而言之,突破三八线以后要看情况适可而止。”
12月19日24时,彭德怀起草了给毛泽东的电报,陈述了对第三次战役的意见:
“据我看,朝鲜战争仍是相当长期的、艰苦的。敌人由进攻转入防御,战线缩短,兵力集中,正面狭小,自然加强了纵深,对联合兵种作战有利,政治上,敌人马上放弃朝鲜,对于帝国主义阵营说来是很不利的,英、法也不要求美国这样做。如再吃一两个败仗,可能退守釜山、仁川、群山等几个桥头阵地,也不会马上全部撤出朝鲜,我军目前仍应采取稳进。此役,除运输困难、气候寒冷外,由山地运动战转为对阵地攻坚战,也没有进行很好的普遍的教育。因为上述种种原因,我8日的报告中提到暂不越过三八线作战。得13日复电,现已遵示越过三八线作战。为避免意外过失,拟集中4个军首先歼灭伪:师后,相机打伪6师。如战役发展顺利时,再打春川之伪3军团;如不顺畅即适时收兵。”
21日,毛泽东复电指出:
“你对敌情估计是正确的。必须作长期打算。
美、英正在利用三八线在人们中存在的旧印象,进行其政治宣传,并企图诱我停战,故我军此时越过三八线再打一仗,然后进行休整是必要的。
打法完全同意你的意见,即目前美、英军集中于汉城地区,不利攻击。我应专找伪军打。就总的方面说,只要能歼灭伪军全部或大部,美军即陷于孤立,不可能长期留在朝鲜。如能再歼灭美军几个师,朝鲜问题更好解决。
在战役发起前,只要有可能,即应休息几天,恢复疲劳,然后投入战斗。在打伪:师、伪6师之前是这样,在打春川之前也是这样。总之,主动权在我手里,可以从容不迫地作战,不使部队过于疲劳。
如不顺利则适时收兵,到适时地点休整再战,这个意见也是对的。”
彭德怀和中国人民志愿军、朝鲜人民军的领导人根据毛泽东的指示经过反复研究,拟出了第三战役的作战计划:
集中西线6个军,在人民军3个军团协同下,以突破三八线,重点消灭伪军为目的,重点突破三八线西部的临津江,如发展顺利,相机占领汉城等。战役发起时间定在12月31日。
这一天的选择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在有月亮的晚上,更能发挥志愿军夜战优势。所以打仗最好要在月圆期。但发起战役的时间,不能选在月亮正圆时。选在月圆时攻击,越打月亮越小,越暗。最好选在月圆前几天,志愿军的战役一般是7天,打到战役高潮时,月亮正好最圆、最亮。
他们查了一下日历,阳历12月底,1月初,正好是月圆的前几天。错过这个时间,一直到1月上、中旬都是月亏期。要再过一个月,月亮才能再圆。12月31日是月圆的前几天,又是阳历新年除夕,美伪军对过新年感兴趣,容易松懈。选择这个日子,更可以达到出其不意、攻其不备的目的。
经过充分研究,彭德怀和大家商定,把战役发起时间选在除夕,即12月31日的夜晚。
12月28日晚,彭德怀将计划电告毛泽东。
毛泽东于12月29日回电:
“12月28日20时电悉,同意你的计划……所谓三八线在人们脑子中存在的旧印象,经过这一仗,也就不存在了。我军在三八线以南或以北休整,均无关系。但如不打这一仗,从12月初起整个冬季我军都在休整,没有动作,则必引起资本主义各国甚多揣测,民主阵线各国亦必有些人不以为然,发生许多议论。如我军能照你们目前部署,于1月上半月打一个胜仗,争取歼灭伪军几个师及美军一部,然后休整两个月,准备春季攻势,则对民主阵营及资本主义各国人民大众影响甚好,对帝国主义则给以新的一击,加重其悲观失败情绪。”
除夕。
前几天,一股寒流袭击了朝鲜半岛,气温骤然下降。这几天,狂风怒吼,风雪肆虐。放眼宽阔的临津江,铺着银色的冰雪,江两岸,还是银色的群山。
即将作为突破口的临津江是汉江的支流,位于汉城以北70多公里处,江面宽阔,敌人在江南倚着山势,修筑了坚固的防御工事。汉城的报纸吹嘘他们有“铜墙铁壁的临津江”。
39军突击部队面临的考验是严峻的。右翼的突击地带江水湍急、浮满冰凌,江水凉得象针似的扎骨头。部队既要经受敌人强大的火力考验,又要经受令一般人难以忍耐的严寒的考验。左翼的突击地带江水虽已封冻,但江面宽300米,敌人在江岸上布满了地雷,岸边的悬崖陡壁有10米多高,部队要冒着炮火冲过江面,攀登悬崖。战斗的残酷激烈是可以想象到的。
30日夜间,夜色把临津江两岸包围起来,两岸的一切很快地黑暗起来,寂静起来。部队悄悄地潜至江边,一夜之间上万人马全部隐蔽起来。第2天黎明,只见一片白雪皑皑、银装素裹的大地。
中午,江面上雪花夹着烟霭飞舞,阵地上又披上了一层天然伪装。
指挥部里的气氛格外紧张忙碌,但不是为了迎接1951年元旦,而是为了迎接一场投入了几十万大军的进攻战役。
彭德怀一直坚守在指挥部,低着头,来回踱步。
彭德怀有点担心,这次是中朝两国军队第一次联合作战,也是志愿军进入朝鲜以来第一次对有准备的防御之敌发起的进攻战役,潜伏在皑皑白雪中的中朝军队30万大军能不能突破防线,现在还是一个未知数。彭德怀心里明白:虽然已尽了最大的努力,但准备仍不是很充分。面对敌人三八线坚固的防御工事,志愿军的炮火明显不足。
12月31日17时,风雪交加,白茫茫一片。总攻的时刻到了。一串串灿烂的信号弹腾空而起。志愿军上百门大炮发出怒吼。刹那间,一阵阵天崩地裂的炮声打破了三八线的沉寂,成群的炮弹象旋风一样卷向敌人阵地,敌人的阵地掀起一片烟雾火海,无数被摧毁的碉堡、铁丝网、栅栏的碎片残骸飞向空中。
消息传到彭德怀耳中:志愿军炮火成功地压制了敌人的炮兵和火力点,不少敌人的炮兵阵地,在志愿军炮击的几十分钟内没能打出一发炮弹。彭德怀听罢,面露满意的微笑,我们的大炮数量还不到敌人的1/7,而且多数是中小口径的,炮弹很有限,每门炮只有百多发,却把优势装备的敌人压得抬不起头来!志愿军入朝以来第一次大规模集中使用炮兵,就取得了这样的成果,了不起!只可惜,炮弹不足,炮兵机动能力又差,不然效果会更好!
彭德怀跑到室外,帽子上落满雪花。他仿佛看到,绵延数百里的战线上,敌人的防御工事在铺天盖地的炮火猛烈打击下摧毁了,志愿军成千上万的士兵象不可遏止的浪头冲向江面。
经过短促的激战,17时40分,南岸升起了一颗颗红色信号弹,彭德怀心里像打开了一扇亮窗。
除夕夜,他高兴地喝了好几杯酒,又和洪学智杀了两盘棋。
汉城,美第8集团军前进指挥所里,告急的电报、电话连绵不微,吵成一片:几百公里长的三八线上,到处都被志愿军突破,一线的韩国军队几乎没怎么抵抗,一夜之间就已经溃不成军。
新到任不足1周的美第8集团军司令李奇微,在其回忆录中追述了从三八线溃逃时的真实情景:
“元旦上午,我驱车从北面出了汉城,结果见到了一幅令人沮丧的景象。韩国士兵乘着一辆辆卡车,正川流不息地向南涌去,他们没有秩序,没有武器,没有领导,完全是在全面败退。有些士兵是依靠步行或者乘着各种征用的车辆逃到这里来的。他们只有一个念头——逃得离中国军队愈远愈好。他们扔掉了自己的步枪和手枪,丢弃了所有的火炮、迫击炮、机枪以及多人操作的武器。
我知道,要想制止这些我连话都听不懂的吓破了胆的士兵大规模溃逃,那是枉费心机的。但是,我还是得试一下。于是,我跳下吉普车,站到路当中,高举手臂,示意一辆迎面开来的卡车停下。开头的几辆卡车没有减速便从我身边绕了过去。但是,不久,我还是拦住了一支载着韩国军官的卡车队,头一辆卡车上的军官没有听懂我的意思,不服从我的示意。不久,整个车队又开动了。”
“美第19步兵团的一个营在其友邻的韩国部队崩溃之后,也被卷入了无秩序的退却。那天上午,我在师的伤员后送站找这个营的一些伤员谈了话,发觉他们的情绪十分低落,没有美国士兵在伤势不太严重时通常所表现的那种重返部队的迫切心情。问题很清楚,要想使部队鼓起所需要的斗志,还有许多工作有待于我们去完成。”
《韩国战史》中也有详细的描写:“联合国军士兵扔掉了所有的重炮、机关枪等支援武器爬上卡车向南疾驰,车上挤得连个小孩都不能挤上去了,甚至携带步枪的人也寥寥无几,他们只有一个念头:把那可怕的敌人甩掉几英里。拼命跑呀!控制不住的‘后退狂’蔓延开。”
(3)志愿军攻占汉城。
这是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时刻:1951年1月4日傍晚,幽暗的雪花轻轻飘落着,志愿军第50、39军各一部和朝鲜人民军第1军团进入汉城。
第一次进入汉城的中国士兵惊异地看到,汉城如同古老的北京一样,是一座历史悠久、繁华昌盛的城市,有着辉煌的宫殿、典雅的城楼、狭窄的街道。此时,汉城已遭到美伪军的严重破坏,大火在蔓延,马路上的几辆汽车被毁坏。在一个石塔周围,躺着10多具手被反绑的、早已僵硬的尸体。政府大楼顶部重新飘扬起一面红、白、兰色相同、中央有一颗红星的、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国旗。
朝鲜战争初期的1950年6月28日,朝鲜人民军曾解放过汉城。美军于9月30日占领汉城后,曾发狂地庆祝自己的胜利。美国驻联合国代表要求联合国对占领汉城的伟绩建立“纪念碑”。杜鲁门也称赞麦克阿瑟的“辉煌成就”,并认为“朝鲜共产党进行有效的抵抗力量不久就会完结了。”
他们没想到,3个月后又会弃汉城而逃。
李奇微也没有想到,走马上任1周就迫下令弃城。
原来,1951年1月3日,下午,志愿军司令部的参谋跑来向彭德怀报告说:“刚才收听到美国无线电报话机里传出要撤离汉城的对话。”彭德怀果断地命令各部队乘胜追击,扩大战果。
中朝两国军队在数百里长的战线上展开了排山倒海般的追击。尽管敌人是机械化,跑得快,志愿军靠两条腿很难抓住大股敌人,但士兵们依然士气高昂,扩大战果。
志愿军第50军的部队在追击途中,碰见了在议政府担任掩护美军撤退任务的英军第29旅“皇家重坦克营”及皇家来复枪团第1营。英军第29旅是蒙哥马利的部队,参加过诺曼底登陆战役,很有名气。志愿军勇往直前,截断了他们的退路,使英军“皇家重坦克营”陷入了死地。
1月3日晚,一场惊心动魄的步兵打坦克的好戏开始了。
朦胧的夜色中,英军的大队坦克像一群钢铁怪物,向志愿军埋伏圈逼近。轰!轰!轰:一阵手榴弹爆炸声过后,为首的一辆装甲车首先遇到阻击。
这辆横冲直撞的装甲车慌了神,猛地一掉头,冲下公路的沟里,一时进退不得。敌人用各种火器射击,很快被志愿军士兵的火力制服了。步兵从四面八方包围了。在月亮下,刺刀闪烁着寒光,一位志愿军士兵用英语大声喊叫:HA,HALLO!DON’TACT!LIFTHANDS!他是刚刚学会这几句英语的,没想到,还真管用。车上的几个英军士兵非常听话,几乎同时举起手。
5分钟后,山谷里又开来了3辆坦克。它们毫不在乎地绕过那辆熊熊燃烧的装甲车,一边向四面疯狂射击,一边气焰嚣张地向志愿军埋伏圈冲来。
这些中国士兵过去都没有见过坦克,许多人还是头一回看到坦克。他们粗壮的大手提出了汗,开始不免有点心慌。他们发射的机枪子弹打在坦克铁甲上,像敲小锣一样只是当当的乱响,迸出耀眼的火星。坦克却没有停下来,反而轰隆隆地开得更快了,公路震得发抖,坦克上的机枪喷出血红的火焰。
这时,一个黑影冲上去了。他刚贴近公路,一辆坦克开了过来,他拼命把爆破筒插进了坦克履带里。但是,爆破筒没有插牢,被甩在公路上,稍后才爆炸了。
又一个黑影飞奔上去,他抱着一个炸药包,刚刚放在公路上,坦克就碾过去。这一次,又因为导火索太长,坦克开过去后才爆炸,又没有成功。
正所谓事不过三,四川籍士兵李光禄个子不高,机灵得很。他立刻一猫腰跃上公路。他两眼紧盯着坦克的行进,脑子里一直琢磨着导火索燃烧的时间和坦克行进的速度。当这辆坦克开到适当的距离时,李光禄身手敏捷地把炸药包推到公路中央,接着一个鱼跃,滚到路边。只听震耳欲聋一声巨响,这辆坦克晃了一下,就再也不动了,被炸断的履带甩在路边。
不久,另两辆坦克也被炸毁了,大火冲天而起,和划过夜空的照明弹一起,把战场照得如同白昼。
敌人像输急了的赌徒红了眼。又一辆坦克迅速地开过来,不住地喷射着火焰,公路两侧当即就燃烧起大火来。
李光禄此时显得老练多了。他不慌不忙地一纵身跳上了坦克,尽管几次险些被甩下来,他却一只手紧紧抓住了坦克,另一只手装好炸药,用嘴咬下导火索。这次,他又成功了,坦克燃起了一簇簇大火,真的变成了“喷火坦克”。
这一夜,李光禄机智勇敢,奋不顾身,只身冲入坦克群,一人就击毁了3辆坦克。他荣立特等功,并荣获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一级战士荣誉勋章。
与此同时,战斗进入了白热化。战场到处是火焰,到处是射击、爆炸声音。敌人爬到坦克外,集中各种火器射击。志愿军重新组织了火力,集中全部机枪,猛攻坦克外边的敌人,先把他们消灭。然后从容地爬上坦克,用手榴弹敲打坦克的外壳,大声喊叫,让敌人投降,这些敌人终于举起手,有的已经吓坏了,举起的手始终没有放下。
经过3个多小时,战斗结束了。公路上、田野里,到处燃烧着的团团大火,这是被击毁的31辆英军坦克在燃烧。
一群群英军士兵举着双手,盯着志愿军士兵手中的爆破筒和炸药包,困惑地说:“天上的飞机是我们的,地下的坦克、大炮是我们的,可是,谁知道,最后当俘虏的却是我们。”
李奇微见大势已去,于3日下午15时下令放弃汉城。
他意识到:即便如此,能不能顺利撤过汉江,还很难说,“我们现在的处境非常危险。在我们背后,是无法徒涉的汉江,江面上充塞着大块大块的浮冰,有可能把我们仅有的两座浮桥冲散。更为严重的是,如果汉城以北某处江面仍未消退的汹涌潮水波及这里的冰块,更有可能出现这种情况。我们有10多万联合国军队和南韩军队连同他们的全部重装备(包括英国的‘百人队长’式坦克和美国的8英寸榴弹炮)拥挤在汉江北岸的一个狭小的桥头堡内。我们感到压力很大的问题是,有可能很快出现这种情况,即数千名惊慌失措的难民会冲倒我们的守桥警卫。令人绝望地将桥梁阻塞——而敌人炮兵如能利用夜暗掩护,果断地将其阵地向前推进,便能很快将我渡口置于其射程之内。”
李奇微通知美国大使和李承晚政府仍留在汉城的部分机构:
“自15时起,桥梁和来往要道除军队外一律禁止通行。政府的全部车辆必须于15时以前撤离汉城。几时以后,民间车辆和行人禁止通行。”
1月4日晚,中朝军队解放了汉城。
5日白天,朝鲜人民军举行了隆重的入城仪式。
金日成发布了命令:“朝鲜人民军与中国人民志愿军协同发动强大的攻势后,已在1951年1月4日解放了我国首都汉城。我军解放汉城是具有重大政治意义的胜利……要使美帝国主义认识到:现在是他们从朝鲜滚出去的时候了!在这个解放汉城胜利的时候,我要感谢那些在解放汉城的战斗中有特殊功绩的所有战士们。朝鲜人民对于在反抗美国武装侵略者的斗争中给我们以英勇支援的中国人民志愿军表示极大的感谢。为了纪念这次的胜利,我命令:今天,1月5日20时(平壤时间),在平壤与汉城两地以240门大炮鸣放24响,进行庆祝。”
志愿军和人民军攻占汉城后,8日又乘胜进军仁川,直逼三七线附近,歼敌1.9万余人。
有些人在胜利面前产生轻敌速胜思想,力主乘胜追击,一鼓作气,把美军从朝鲜半岛赶下太平洋。
彭德怀认为,这种看法是脱离实际的,在军事上是有害的。他耐心他说服这些人:美国从日本和国内抽调新生兵力,约4个师,集结洛东江预设防线,从欧洲抽调老兵补充;从东线撤退的兵力,也集结在洛东江;机械化部队每天只退30公里,恰是我军一夜行程。敌人意在诱我攻坚,待我军疲劳消耗,从正面反击,从侧翼登陆截击,断我军归路。”
彭德怀分析战局:志愿军入朝后,连续经过3次大战役,又值严冬,历时3个月,既无空军,又缺高射炮掩护,敌人利用飞机轰炸,长射程大炮昼夜轰击,我军在白天根本不能通行,也未曾休息一天,疲劳之甚可想见。运输线延长,供应非常困难,战斗的和非战斗的减员已接近部队的半数,急需休整补充,准备再战。我军已有3个军进入汉江以南,接近三七线;主力位于汉江以北三八线及以南地区休整待机,构筑工事,以防敌人反攻,并准备长期作战。
1月8日,彭德怀果断下令停止追击,结束了第三次战役。
中朝军队收复汉城的消息传到国内后,中国人民走上街头,热烈欢呼。1月5日,北京,《人民日报》头版头条的消息是《中朝军队发起新攻势,光复汉城向南急进》,同时刊登通讯《午夜的欢声——记北京大学同学庆祝汉城光复大游行》和社论《祝汉城光复》。1月6日,《人民日报》头版’门登《中国各民主党派致电朝鲜人民:‘祝贺光复汉城大胜利’》。1月7日,头条新闻又是《全国各地人民欢庆汉城解放》。
远在异国土地的彭德怀从收音机中听到国内人民欢庆胜利的消息后,却感到焦虑不安。祖国人民为志愿军取得的胜利表现得如此高兴,这对志愿军是极大的鼓舞;但他感到国内对志愿军在朝鲜前线面临的严重困难并不了解。
他说:新华社不应该这样大张旗鼓地宣传报道光复汉城,因为敌我力量并没有明显的变化,这次我军虽然前进了100公里,但未能大量消灭敌人主力部队,我们是一军(陆军)对敌人三军(陆、海、空军),敌人的武器装备占绝对优势,放弃汉城不过是应急措施,肯定还会反攻的。目前我军并无力防守,如果敌人重占汉城,我们怎么向祖国人民交代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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