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打，还是不打，毛泽东3天3夜没睡着觉。

6月25日以来，北京城内的大街小巷，报童们大声吆喝着：“号外！号外！朝鲜战争爆发了。”炎炎烈日下，行人纷纷驻足传阅。

中国老百姓关心着这场战争。

中南海也关注着战况的发展。

“翡翠层楼浮树抄，芙蓉小殿出波心。”

这是描写中南海景致的诗句。中南海位于故宫西侧，旧时与北海统称“三海”，又名“西苑”、“太液池”，有800亩土地和700亩水面。始建于辽金，历经元、明、清，是封建帝王的行宫和宴游之地。著名的瀛台、翔鸾阁、涵元殿等一批古建筑，都已历史悠久。清代的熙、乾隆二帝曾在瀛台“听政”。光绪搞“变法维新”失败后，长期幽禁在这里。

民国时期，袁世凯等人在中南海设立过“总统府”。

那时，一代伟人毛泽东上值青春年少，神采飞扬，才华横溢，意气风发。他多少次倘佯在中南海的红墙外，“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

他领导中国人民经过艰苦卓绝的斗争，终于打败了用美国武器装备起来的蒋介石军队，建立了人民的共和国。

1949年3月25日，毛泽东——这位中国农民的儿子，这位从来也没有到苏联学过马列主义的中国共产党领袖，走进了古城北京。

5月，毛泽东迁入中南海居住，一直到1976年9月9日逝世。

他住在丰泽园里面的菊香书屋院内，这是一座中国古代宫廷建筑风格的四合院。飞檐走厦，青砖灰瓦，居所面临碧波涟漪、岸柳依依的中南海，毗邻假山叠翠、溪流漏漏的静谷。

中国共产党的一代领导人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也住在中南海内。

连日来，菊香书屋内，毛泽东起床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浏览一遍当天的报纸。

中国人民需要和平，最不需要的就是战争。

在刚刚结束的党的七届三中全会和政协一届二次会议上，毛泽东号召全国人民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好转而奋斗。并提出：人民解放军应在1950年复员一部分，回乡安心生产。话音刚落，朝鲜内战就爆发了，美国武装干涉，并开进台湾海峡，直接威胁着中国的安全。

6月28日，中南海怀仁堂，毛泽东出席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8次会议。这位无限深邃而豁达的政治家、战略家，谈起话来气势磅礴：

“中国人民早已声明，全世界各国的事务应由各国人民自己来管，亚洲的事务应由亚洲人民自己来管，而不应由美国来管。美国对亚洲的侵略，只能引起亚洲人民广泛的和坚决的反抗。杜鲁门在今年1月5日还声明说美国不干涉台湾，现在他自己证明了那是假的，并且同时撕毁了美国关于不干涉中国内政的一切国际协议。美国这样地暴露了自己的帝国主义面目，这对于中国和亚洲人民很有教益，美国对朝鲜、菲律宾、越南等国内政的干涉，是完全没有道理的，全中国人民的同情和全世界广大人民的同情都将站在被侵略者方面，而决不会站在美帝国主义方面。他们将既不受帝国主义的利诱，也不怕帝国主义的威胁。帝国主义是外强中干的，因为它没有人民的支持。全国和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进行充分的准备，打败美帝国主义的任何挑衅。”

与会者一致以掌声表示支持。

同日，周恩来发表严正声明：“我现在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声明：杜鲁门27日的声明和美国海军的行动，乃是对于中国领土的侵略，对于联合国宪章的彻底破坏。”“我国全体人民，必将万众一心，为从美国侵略者手中解放台湾而奋斗到底。”同时，“号召全世界一切爱好和平正义和自由的人类，尤其是东方各被压迫民族和人民，一致奋起，制止美国帝国主义在东方的新侵略。”

中南海的水载着柔柔的阳光。风乍起，水面出现微波。

这里成为中国抗美援朝战争的统帅中枢。毛泽东和中央政治局成员多次开会，决定国内恢复经济的工作不变，在全国开展“反对美国侵略台湾、朝鲜运动周”。同时，军事上作必要的准备并争取朝鲜战争的和平解决。

7月7日，中南海颐年堂，在毛泽东提议下，周恩来主持召开国防会议。解放军总司令朱德、总参谋长聂荣臻以及林彪、罗荣恒等人到会，会议决定组建以13兵团为主的东北边防军。毛泽东批准了这个建议。

7月10日，周恩来又召开第二次会议。

7月13日，毛泽东批准了中央军委作出的《关于保卫东北边防的决定》。

中央军委决定，抽调13兵团及所属第38、39、40军和在齐齐哈尔地区从事农业生产的第42军，以及炮兵第1、2、8师等部队，共25万人，组成东北边防军，保卫中国东北边防，并准备必要时支援朝鲜人民军作战。任命粟裕为东北边防军司令员兼政委，肖劲光为副司令员，肖华为副政治委员，李聚奎为边防军后勤司令员。

关于第13兵团领导的入选，林彪、罗荣恒等都认为，该兵团现任司令员黄永胜各方面的素质都不如第15兵团司令员邓华，据此，中央军委决定以第15兵团部为基础组成第13兵团部，任命邓华为第13兵团司令员、赖传珠为政治委员、解方为参谋长、杜平为政治部主任。

粟裕因身患重病，在青岛疗养不能到职。肖劲光任刚刚组建的海军司令员，工作上离不开。肖华任总政治部副主任，主持日常工作，也离不开。

7月23日，经毛泽东批准，军委决定东北边防军归东北军区司令员高岗指挥，并统一供应。军委对第13兵团的领导也进行了加强和调整。7月19日，任命韩先楚为13兵团副司令员，8月上旬，任命洪学智为13兵团第一副司令员。

毛泽东时常在大幅军事形势图前踱步沉思。

图上标明：8月上旬，东北边防军部队全部到达中国东北靠近朝鲜边境的地区。

8月中旬，朝鲜人民军乘胜进军，解放了90%的国土，正向釜山进军。

毛泽东并没有掉以轻心，他头脑清醒、冷静，马上请总参谋部作战部长雷英夫带着一些图表资料，前来菊香书屋。毛泽东早早等候在那里。毛泽东说：小雷，听说你们对朝鲜战争的形势有重要看法，就谈谈吧。

雷英夫迅速打开地图，谈了对朝鲜战局的分析和美军可能在仁川登陆的理由。

毛泽东聚精会神地听着，边听边点头：这些判断很有道理，很重要。又说：朝鲜人民军想逮战速决，把李承晚和美国人赶下海，现在看来很快结束战争是不可能了。

毛泽东又不时提问：麦克阿瑟是什么性格？

雷英夫回答说：很倔，是倔老头，好战分子。

毛泽东爽朗地笑着说：好，他越好战，越倔，对我们越有利。

毛泽东又问：你们对战局的判断是如何产生的？

雷英夫把参谋们互相争论、集思广益、最后得出一致意见的情况做了汇报。毛泽东高兴他说：这个办法好，解放思想，对抗作业，这就是辩证法。你们的意见提得及时，很好。

毛泽东、周恩来商量了一会儿，决定采取三条紧急措施。一、命令东北边防军务必于9月底完成作战准备；二、将中国对战情的判断尽快通知朝鲜和苏联；三、总参谋部和外交部密切注视朝鲜战情变化，随时报告。同时，决定：8月26日由周恩来主持召开一次国防会议，将情况通报给有关领导人。

8月下旬，中央军委又决定，调华东地区宋时轮指挥的第9兵团（辖第20、第26、第27军）和西北地区杨得志、李志民指挥的第19兵团（辖第63、第64、第65军）分别集结津浦、陇海两铁路线，以作为东北边防军的二线部队。与此同时，在东南沿海地区，也作了防止台湾国民党部队登陆袭击的部署。

组成东北边防军，这充分显示了毛泽东军事战略上的高瞻远瞩，为保卫中国国防安全和必要时援助朝鲜人民反抗美国侵略，争取了军事上的主动，为后来做出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伟大战略决策，准备了必要的军事力量。

不出所料，麦克阿瑟于9月15日完成“仁川登陆”，不到半个月，又要打过“三八线”，狭长的朝鲜半岛上空，一场世界性战争的阴云越聚越浓。

战火日益蔓延向中国J月27H到年底，美国空军就出动421次、1310架飞机侵入中国领空，进行侦察、扫射、轰炸。

1950年8月27日，周恩来就美机侵入中国领空，向艾奇逊提出严重警告。

8月30日、9月24日、9月27日、9月30日，警告一次比一次严厉。

华盛顿却不以为然，“我们认为中国还不至于想来上一刀吧。”

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周年。中南海红墙内外，张灯结彩，锣鼓喧天，一片欢乐的节日气氛，一派和平的景象。

天安门广场，40万人参加了庆祝大会，同时举行了盛大的阅兵典礼。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等登上城楼时，广场人山人海，欢呼如潮。

人们高举着自己热爱的领袖毛泽东和朱德的巨像，向前涌动。各色各样的、猎猎飘动的旗帜，就象翻腾的海浪。

在欢呼声中，解放军炮兵出现了，绿色卡车牵引着战防炮、高射炮、迫击炮、美式的榴弹炮、日式的榴弹炮、巨大的加农炮，一辆接一辆。

一阵轰隆隆的声音传来，坦克从远而近。坦克手从炮塔里露出上身，招手、微笑、敬礼。

后来是摩托化部队，卡车上一色绿的钢盔，雪亮的刺刀。

毛泽东感慨万千：为了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我们不但要建设一支现代化的陆军，还要有一支强大的空军和海军。

这时，朱德正向全国武装部队发命令：“进行充分的准备，加强国防建设，为解放全部国土而奋斗，为捍卫世界和平而斗争。”

同一天，上海、南京、福州、杭州、青岛、沈阳、武汉、重庆等地也举行了盛大的庆祝活动和阅兵式。

离北京数千里的西安，22万群众也在新城广场敲锣打鼓、欢大喜地地庆祝。彭德怀出席了庆祝大会并检阅了游行队伍。他还充满信心他说：“在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主席的英明领导下，中国革命取得了伟大的胜利，推翻了蒋家王朝的封建统治，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现在我国各族人民有了空前的大团结。我们相信，四万万七千五百万勇敢而勤劳的中国人民一定会把祖国建设成为一个繁荣富强的国家。”

这时的彭德怀考虑着西北3年建设落实问题，他并未预料到，北京正在酝酿着一个重要的决策。刚卸战袍的他又不得不率师跨入一场惊心动魄的国际战争风云中。

入夜，北京的国庆焰火刚刚熄灭，欢庆的人们还未完全离开天安门广场时，中南海颐年堂，毛泽东和中央领导人已经在充满紧张严肃的气氛中讨论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面临的严峻局势。聂荣臻向大家通报：

这一天，李承晚军队大举越过“三八线”。

这一天，麦克阿瑟向朝鲜发出最后通碟：“我，联合国军总司令，要求你（朝鲜人民军总司令）和你指挥的军队，接受由我委派下的军事监督。无论在朝鲜什么地方，立刻放下武器，停止敌对行动。”

中央领导人讨论通宵，一直到天朦胧亮，方才散会。

毛泽东回到菊香书屋。打，还是不打，他左思右想，不能入睡。

毛泽东经历了22年的战争生涯，他刚刚用小米加步枪，把用美国的飞机加坦克武装起来的蒋介石赶下海。但是作为直接交战对手，双方都是陌生的。

他认为，美帝国主义是纸老虎，从战略上说，完全轻视它；从战术上说，重视它。美国现在还有力量，手中拥有原子弹，目前，敌人正向鸭绿江边北进，直接危及中国的安全，不能坐视不管。

毛泽东服过3次安眠药，仍然睡不着觉，又从床上爬起来，一支烟接一支烟地吸，一杯茶接一杯茶地喝。

10月2日凌晨2时，他给高岗、邓华发去急电：

（1）请高岗同志接电后即动身来京开会；

（2）请邓华同志令边防军提前结束准备工作，随时待命出动，按原定计划与新的敌人作战；

（3）请邓将准备情况及是否可以立即出动即行电告。

他建设新中国的宏愿刚刚起步，就被发生在朝鲜半岛的激烈战争打断了。此时，他已经下定出兵朝鲜的决心。

聂荣臻后来回忆：对于打不打的问题，毛泽东同志也是左思右想，想了很久。毛泽东同志对这件事确实是思之再三，煞费心血的。不是毛泽东同志好战，问题是美国已经打到我们的国境线上了，不打怎么办？就这样，我们定下来要打。决策一定就要全力以赴，必须争取战争的胜利。如果不是毛泽东同志这种伟大的革命胆略和真知灼见，不是对党、对我们的军队和人民具有坚强的信心，是作不出这个具有历史意义的决定的。

10月2日15时，颐年堂，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聂荣臻等以及刚刚赶来的高岗继续开会。

毛泽东先拿出一份电报对高岗说：这是金日成发来的急电，我们都看了，你再看看。

大家各抒己见后，不约而同地把目光投向毛泽东。他们对毛泽东的绝对信赖和崇敬，是在几十年的革命斗争中形成的。在他们眼中，毛泽东身上蕴藏着一种无法战胜的力量，一种能够改变世界、改变历史的力量。

毛泽东的对手也不得不承认这一点。朝鲜战争期间担任美国副总统的尼克松认为：他同时还具有能吸引狂热追随者的领袖人物的超人魅力，以及藐视巨大困难的意志力，毛泽东的领导才能来自于他的坚强意志……由于具有这些品质，他才有可能激励他的同志们去完成像长征这样的史诗般的业绩，使他的同志们成为一支几乎是不可战胜的队伍。

因缺觉和疲劳而眼睛泛红的毛泽东，坚定地宣布了一个举足轻重的决策：“我们决定用志愿军的名义派一部分军队至朝鲜境内和美国及其走狗李承晚的军队作战，援助朝鲜同志。我们认为这样做是必要的。因为如果让整个朝鲜被美国人占去了，朝鲜革命力量受到根本的失败，则美国侵略者将更为猖厥，于整个东方都是不利的。”出兵入朝时间定在10月15日。

出兵参战的决策确定后，毛泽东考虑到中国参战后战争形势可能发生变化，就提出了必须作两手准备的战略思想。他说：“既然出动中国军队到朝鲜和美国人作战，第一，就要能解决问题，即要准备在朝鲜境内歼灭和驱逐美国及其他国家的侵略军；第二，既然中国军队在朝鲜境内和美国军队打起来（虽然我们用的是志愿军名义），就要准备美国宣布和中国进入战争状态，就要准备美国至少可能使用其空军轰炸中国许多大城市及工业基地，使用其海军攻击沿海地带。”

毛泽东轻轻地吐出一口烟雾，继续说：“这两个问题中，首先的问题是中国军队能否在朝鲜境内歼灭美国军队，有效地解决朝鲜问题。只要我军能在朝鲜境内歼灭美国军队，主要是歼灭其第8军（美国的一个有战斗力的老军），则第二个问题（美国和中国宣战）的严重性虽然依然存在，但是，那时的形势就变为于革命阵线和中国都是有利的了。”

毛泽东设想了最坏的结果：“中国军队在朝鲜境内不能大量歼灭美国军队，两军相持成为僵局，而美国又已和中国公开进入战争状态，使中国现在已经开始的经济建设归于破坏，并引起民族资产阶级及其他一部分人民对我们不满（他们很怕战争）。”

毛泽东在兵力使用上决定：“将预先调东北的12个师于10月15日开始出动，位于北朝鲜的适当地区（不一定到三八线），一面和敢于进攻三八线以北的敌人作战，第一个时期只打防御战，歼灭小股敌人，弄清各方面情况；一面等候苏联武器到达，并将我军装备起来，然后配合朝鲜同志举行反攻，歼灭美国侵略军。除上述12个师外，我们还正在从长江以南及陕甘区域调动24个师位于陇海、津浦、北宁诸线，作为援助朝鲜的第二批及第三批兵力，预计在明年的春季及夏季，按着当时的情况逐步使用上去。”

会议至3日清晨结束。毛泽东提议，将中央的决定以他个人的名义电告斯大林。

安眠药终于起了作用，毛泽东终于睡着了，菊香书屋内传出均匀的鼻息声。

然而，周恩来并没有睡觉。他于凌晨1时，紧急召见印度驻中国大使潘尼迦，请他向美国政府传达一个口信：美国正企图越过三八线，扩大战争。美国军队果真如此做的话，我们不能坐视不管，我们要管。

总参谋部作战室的灯光也彻夜未熄，从这一天起，他们的工作重点就移向抗美援朝。

代总长聂荣臻感到相当累。他要根据前线的敌我态势，提出作战方面的意见，上报毛泽东和中央军委；同时，为毛泽东代拟作战电稿，待毛泽东修改批准后，发到前方。

他很快就想到要保护好鸭绿江大桥，这是中朝两国的重要通道，保护好这座大桥对志愿军入朝参战是至关重要。这时，参谋人员送来东北边防军给总参谋部的电报，请示是否可以派一部分高炮部队进入江南朝鲜境内保护大桥。聂荣臻毫不迟疑地认为还是派出好，马上就执笔起草给毛泽东、周恩来的报告，以待最后批准。

10月3日晚上，中南海怀仁堂，参加国庆活动的包括朝鲜族在内的各民族代表向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献旗、献礼致敬。之后，西南各民族文工团、新疆文工团、内蒙古文工团和吉林延边朝鲜族文工团联合翩翩起舞，抒发对新中国的美好祝愿。

毛泽东观看时很激动，对坐在前排的著名诗人柳亚子说：“这样的盛况，亚子先生为什么不填词以志盛？我来和。”

柳亚子遂即席赋《浣溪沙》，“用纪大团结之盛况，”呈献毛泽东：

“火树银花不夜天。

弟兄姊妹舞翩跹。

歌声唱彻月儿圆。

不是一人能领导，

那容百族共骄阗？

良霄盛会喜空前！”

毛泽东“步其韵奉和，”写下《浣溪沙·和柳亚子先生》：

“长夜难明赤县天，

百年魔怪舞翩赶，

人民五亿不团圆。

一唱雄鸡天下白，

万方乐奏有于阗，

诗人兴会更无前。”

毛泽东形象地反映了近代中国受帝国主义侵略的屈辱历史，井以浩翰的气势表达了新中国各族人民不再受帝国主义欺辱的坚强意志。

（2）征衣方解的彭德怀又临危受命。

1950年10月4日下午，北京，一场秋雨过后，路旁的杨柳过早地枯黄了。

一辆汽车由西郊机场飞快地驶进西直门。彭德怀透过车窗，仔细地打量着这座具有独特风貌的历史古城：街道都是笔直的，将城市分割成许多规整的方块儿；街道两旁是一些更为窄小的胡同，北京人说：“有名的胡同三千六，无名的胡同似牛毛”。灰色的四合院构成了城市的主体，使城市缺少艳丽的色彩，显得古朴而幽静。

汽车从西单牌楼向左拐，就行驶在长安街上。这条7米宽的石板路上，身着新衣的人们熙熙攘攘，大家脸上都焕发着朝气，两旁的建筑张挂着大幅标语：“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周年！”

彭德怀感慨万千地说：新中国已经满一周年了。新中国的诞生真不容易呀！他意犹未尽地说：去年新中国成立时，我正在指挥第一野战军进军新疆哩！当时真想来北京参加开国大典，就是前线离不开呀！

说着，汽车开进中南海。彭德怀从车内看到，劳动大军正在栽种兵荒马乱时期被砍倒的杨柳，清理野草丛生的花坛，修复破旧不堪的建筑。中南海，这个新设立的中央领导机关所在地，正进行着一次较大的整修工程。

汽车停在丰泽园门前，彭德怀赶忙下车，他看了看手表，时针已经指向16时了。他快步向后院的颐年堂走去。

毛泽东和政治局委员们见彭德怀从西安赶来，都站起身来并和他握手。

彭德怀感到，毛泽东握着他的手时特别有力。毛泽东用浓重的湘音说：老彭，你来得正好。美军已经越过三八线了，正在讨论我国准备出兵援朝的问题，大家正在发言，请你也谈谈你的意见。

彭德怀点了点头，坐了下来。他猛然发现会场内的气氛非常严肃，使人感到不同寻常。

这天近午时分，彭德怀正在西北军政委员会办公室内埋头审阅西北地区三年经济恢复计划，准备赴京向中央汇报。中央派来的两名干部进来报告说：“毛主席请您立即乘飞机去北京开会。”彭德怀一愣，问：“我已接到北京的电话，是原先通知的汇报会吗？”来人回答说：“不清楚。周总理交代说，飞机一到西安，就马上接彭老总来，一刻也不能耽误，还要严格保密。”彭德怀马上叫秘书把西北地区各单位报来的经济规划方案、调查报告统统带上，没想到是赴京讨论出兵入朝的问题。风尘仆仆赶来的彭德怀更没想到，这次是毛泽东亲自点他的将。

当时毛泽东有没有考虑派别人挂帅呢？

粟裕确实有病。他是湖南会同人，颇有军事才干，很受毛泽东赏识，任华东军区暨第三野战军副司令员、南京市市长，但一直在青岛病休。前些日子托公安部部长罗瑞卿给毛泽东带来了一封信，谈到病情很重。

毛泽东回信：

罗瑞卿同志带来的信收到了，病情仍重，甚为系念。目前新任务不甚迫切，你可以安心休养，直至病愈。

林彪也称有病。在10月2日召开的会议上，毛泽东透露：前些日子我找林彪谈了一次话，说明我们为什么要出兵，不出兵会怎么样，出兵有哪些有利条件，可是林彪表示说他每天晚上失眠，身体虚弱多病，怕风，怕光，怕声音，他有这“三怕”还怎么率兵打仗呢！他要求去苏联治病，我同意了。

然而，朝鲜战争的形势急转直下，中国派兵援朝迫在眉睫，志愿军选将问题成为当务之急。

熟诸《孙子兵法》的毛泽东深深懂得：一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故知兵之将，民之‘司命’，国家安危之主也。”

毛泽东正在为选将绞尽脑汁时，突然，有两句诗浮现眼前：

“谁敢横枪立马，

唯我彭大将军。”

这是毛泽东的一首诗，诗中说的彭大将军就是当时任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一书记、西北军政委员会主席、中央人民政府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司令的彭德怀。

毛泽东与彭德怀不仅是湖南湘潭的同乡，而且共同南征北战了20多年。彭德怀于1928年领导了平江起义，创建了工农红军第5军。他率领部队上井冈山，从此跟随毛泽东打天下，立下汗马功劳。后来，他参加了二万五千里长征，到陕北后又参加东征。中国土地革命战争期间，历任军长、军团总指挥、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抗日战争期间，历任八路军副总指挥、中共中央北方局代理书记等。解放战争期间，彭德怀任解放军副总司令，西北野战军司令员，第一野战军司令员等，指挥了延安保卫战等，又指挥了陕北的“三战三捷”，解放了大西北。

彭德怀屡建奇功，捷报频传。

1935年10月，红军长征到陕北吴起镇。宁夏、甘肃的马鸿逵、马鸿宾部队的骑兵追击上来。彭德怀亲赴前线勘察地形，分析敌情，制订方案，设下伏兵。21日清晨，一举歼敌1个团，击溃3个团，打得敌人丢盔弃甲、人仰马翻，这是万里长征的最后一仗。

毛泽东得到报告后，不胜欣喜，当即挥笔写诗送彭德怀，称赞他的指挥才能：

“山高路远坑深，

大军纵横驰奔，

谁敢横刀立马？

唯我彭大将军！”

彭德怀看到诗后，把最后一句改为“惟我英勇红军”，将原诗送还毛泽东。

1947年8月，彭德怀指挥沙家店战役。一个黄昏就歼灭胡宗南三大主力之一的36师师部及两个旅共6000余人，粉碎敌人将解放军歼灭于陕北的计划。

毛泽东得知后，当即又将这首诗写给彭德怀，后一句依然是“唯我彭大将军”。(www.daowen.com)

1965年9月，毛泽东还曾对刘少奇、邓小平说：“立三路线时，3军团的干部反对过赣江，老彭说要过赣江，一言为定，即过了赣江。在粉碎蒋介石的第一、二、三次“围剿”时，我们合作得很好，反革命的富田事变，写出了3封挑拨离间的假信，送给朱德、彭德怀和黄公略3人，老彭立即派专人将此信送来，3军团前委会还开了会，发表了宣言，反对了富田事变。这件事处理得好。反对张国煮的分裂斗争也是坚定的。解放战争，在西北战绩成绩也是肯定的，那么一点军队，打败国民党胡宗南等那么强大的军队，这件事使我经常想起来，在我的选集上，还保存彭德怀的名字。”

毛泽东的这番话是肺腑之言。

毛泽东从20多年的戎马生涯中深深地体会到，彭德怀是大家公认的、久经考验的一位敢于在危难关头挺身而出的帅才，所以，当10月2日的会议集中讨论到志愿军司令员人选时，毛泽东说：我的意见还是老彭最合适。

与会的中央领导人都没有异议。并决定通知尚在西安的彭德怀马上赴京。不巧，10月3日，华北地区细雨蒙蒙，云层很低，当时国内只有小型飞机，不宜航行。接彭德怀的飞机10月4日上午才从北京起飞。

此时，彭德怀在后排找了一个座位坐下。

阳光洒在他的脸上，因为赶路而沁出的汗水闪着晶亮的光，那宽阔的额头，粗重的眉毛，厚实的嘴唇，还有布满钢针一般坚硬胡茬的下巴，构成粗旷的线条。

这张士兵和将军都感到熟悉的脸，表情总是威严、沉着、自信。

人们平时难得见到他笑。生气时，他还骂人、训人。但人们见了他，并不感到生畏，而是尊重。

他在静静地旁听毛泽东和中央政治局其他人的发言。

毛泽东正让大家着重摆出兵朝鲜的不利条件。

与会者有的主张不出兵，有的主张暂不出兵，他们也有自己的理由：

国内战争创伤噩待医治，部分地区尚未解放，新解放区尚未进行土地改革；军队的武器装备远远落后于美军，更无制空制海权；经过长期战争，有些干部和战士有和平厌战思想等等。

基于上述情况，参加会议的多数人认为出兵问题应慎重从事。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代总参谋长的聂荣臻后来回忆，这次会议中大家发言的倾向是：“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最好不打这一仗。”

毛泽东在会议最后讲了一段话：“你们说的都有理由，但是别人处于国家危急时刻，我们站在旁边看，不论怎么说，心里也难过。”

彭德怀是在会议开了一个多小时后才赶到会场，之前一直在千里之外的西安，还不了解全部情况，对于这件关系国家命运的大事，也就没有轻易发言表态。但是，他内心想的是应该出兵，救援朝鲜。

散会后，彭德怀住进了过去只有达官贵人才能进出的北京饭店。当晚，他躺在松软的沙发床上，怎么也睡不着觉。他以为“此福老夫享受不了”，干脆就搬在地毯上，还是睡不着。

他辗转反侧，想：美国占领朝鲜与我隔江相望，威胁我东北；又控制我台湾，威胁我上海、华东。它要发动侵华战争，随时都可以找到借口。老虎是要吃人的，什么时候吃，决定于它的肠胃，向它让步是不行的。它既要来侵略，我就要反侵略。不同美帝国主义见过高低，我们要建设社会主义是困难的。如果美国决心同我作战，它利速决，我利长期；它利正规战，我利对付日本那一套。我有全国政权，有苏联援助，比抗日战争时期要有利得多。为本国建设前途来想，也应当出兵。常说，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要比资本主义阵营大得多，我们不出兵救援朝鲜，又怎样显示出强大呢？为了鼓励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反对侵略的民族民主革命，也要出兵；为了扩大社会主义阵营威力也要出兵。

“你们说的都有理由，但是别人处于国家危急时刻，我们站在旁边看，不论怎么说，心里也难过。”彭德怀把毛泽东的四句话反复念了几十遍，体会到这是一个国际主义和爱国主义相结合的指示。“你们说的都有理由”，但如果不把它同朝鲜处于危急时刻联系起来考虑，那就是民族主义而不是国际主义者。

彭德怀认为出兵援朝是正确的，是必要的，是英明的决策，而且是刻不容缓的。他拥护毛泽东的决策。

5日上午9时左右，邓小平受毛泽东委托来到北京饭店，约彭德怀同车去中南海。因头天下午政治局会议上彭德怀未发言，毛泽东想听听他的意见。

彭德怀来到毛泽东的办公室，毛泽东说：“老彭，昨天你没来得及发言。我们确实存在严重困难，但是我们还有哪些有利条件呢？

彭德怀说：“主席，昨天晚上我反复考虑，赞成你出兵援朝的决策。”

毛泽东又问：“你看，出兵援朝谁挂帅合适？”

彭德怀问：“中央不是已决定派林彪同志去吗？”

毛泽东谈了林彪的情况后说：“我们的意见，这担子，还得你来挑，你思想上没这个准备吧？”

彭德怀沉默片刻，没有推倭。他说：“临危受命，怎么好推诿呢？从爱国主义讲，从国际主义讲，我彭德怀都不能说一个‘不’字。”

毛泽东略带感慨他讲：“这我就放心了。现在美军已分路向‘三八线’北冒进，我们要尽快出兵，争取主动。今天下午政治局继续开会，请你摆摆你的看法。”

10月5日下午，颐年堂，中央政治局继续开会，对是否出兵援朝问题再次讨论。

一向快人快语的彭德怀站起来表态：“出兵援朝是必要的，打烂了，等于解放战争晚胜利几年。如让美军摆在鸭绿江岸和台湾，它要发动侵略战争，随时都可以找到借口。如让美国占领了朝鲜半岛，将来的问题更复杂，所以迟打不如早打。”短短几句话，掷地有声。

聂荣臻回忆道：“彭德怀10月4日到北京，第二天参加了政治局会议。彭德怀同志历来勇敢果断，中央决定他去指挥志愿军，他表示坚决执行命令。”“彭德怀在会上的坚决态度，给我以深刻印象。”

政治局会议结束后，毛泽东对彭德怀说：给你10天作准备，出兵时间初步定在10月15日。

10月6日上午，中南海，彭德怀参加了中央军委副主席周恩来主持召开的会议，讨论志愿军入朝方案和更换武器装备、后勤供应及组建指挥所等问题。朱德总司令参加了会议并讲了话。

中央关于抗美援朝的决策形成以后，即着手研究以什么名义出兵的问题。开始时，毛泽东与周恩来研究，想用“支援军”名义出兵。后征求了民主人士的意见。民主人士黄炎培提出说：“有个问题要考虑呀，自古道师出有名，名不正则言不顺，这个仗就不好打。”

“我们叫支援军，支援朝鲜人民嘛。”周恩来说。

黄炎培摇着头说：“这样叫，是不是师出无名？需要考虑。”

周恩来问：“怎么是师出无名？”

“‘支援军’那是派遣出的。谁派出去支援？国家吗？我们是不是要跟美国宣战？”

“哦，有道理！”毛泽东伸手从笔筒里抓起一支铅笔，将“支援”两字划去，改成两个大字：“志愿”。接着说道：“我们不是跟美国宣战。不是国与国宣战，我们是人民志愿的嘛，这是民间的事儿，人民志愿去朝鲜帮助朝鲜人民而不是国与国的对立。”

周恩来兴奋地作了一个手势：“对，世界上有许多志愿军的先例，马德里保卫战就有各国来的志愿兵。”

黄炎培频频点头，笑道：“师出有名则战无不胜！”

“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名称就这样产生了。

10月7日，美国越过三八线的消息传来。

10月8日，毛泽东正式发出了《组成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命令》：

“（一）为了援助朝鲜人民解放战争，反对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们的进攻，借以保卫朝鲜人民、中国人民及东方各国人民的利益，着将东北边防军改为中国人民志愿军，迅即向朝鲜境内出动，协同朝鲜同志向侵略者作战并争取光荣的胜利。

（二）中国人民志愿军辖13兵团及所属之38军、39军、40军、42军，及边防炮兵司令部与所属之炮兵1师、2师、8师。上述各部须立即准备完毕，待命出动。

（三）任命彭德怀同志为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四）中国人民志愿军以东北行政区为总后方基地，所有一切后方工作供应事宜，以及有关援助朝鲜同志的事务，统由东北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高岗同志调度指挥并负责保证之。

（五）我中国人民志愿军进入朝鲜境内，必须对朝鲜人民、朝鲜人民军、朝鲜民主政府、朝鲜劳动党（即共产党）、其他民主党派及朝鲜人民的领袖金日成同志表示友爱和尊重，严格地遵守军事纪律和政治纪律，这是保证完成军事任务的一个极重要的政治基础。

（六）必须深刻地估计到各种可能遇到的和必然遇到的困难情况，并准备用高度的热情、勇气、细心和刻苦耐劳的精神去克服这些困难。目前总的国际形势和国内形势于我们有利，于侵略者不利，只要同志们坚决勇敢，善于团结当地人民，善于和侵略者作战，最后胜利就是我们的。”

同一天，毛泽东将中国人民志愿军即将出国援朝的事项致电中国驻朝大使倪志亮转告金日成，请他派人立即前往沈阳与高岗、彭德怀会晤。

1950年10月8日上午，彭德怀乘飞机到沈阳。金日成派朝鲜内务相朴一禹来到沈阳与高岗、彭德怀会谈，朴一禹转达了金日成要求志愿军迅速出动的意见。

同日，中共中央派周恩来飞往莫斯科，会见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斯大林，商谈购买苏方武器装备和苏联出动空军支援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作战问题。

9日上午，彭德怀和高岗在沈阳召集志愿军军以上干部开会。

邓华一见面就说：“欢迎彭总，有你任司令员，我们的仗就更好打了。我们大家的信心就更足了。

邓华是湖南郴县人，1928年加入红军，出席过著名的古田会议，参加了二万五千里长征。1938年挺进冀东开辟抗日根据地。解放战争期间，参加了辽沈战役、平津战役，担任第4野战军15兵团司令员。志愿军组成时，先是13兵团司令员，继任志愿军副司令员。

彭德怀又和洪学智开着玩笑。

洪学智也是一位1929年从戎的老红军，安徽金寨县人，参加过长征和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国人民志愿军组成时，他是15兵团第一副司令员，是邓华点名让他担任13兵团第一副司令员。后来担任志愿军副司令员。

会场设在东北军区招待所会议室。

参加会议的有东北军区司令员兼政委高岗，13兵团司令员邓华，东北军区13兵团其他负责人及所属的各军军长、政委等。

邓华首先宣读了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关于志愿军入朝参战的决定和关于志愿军的组成以及对彭德怀的任命。

然后，彭德怀开门见山他说：“我们的敌人不是‘宋襄公’，他不会愚蠢到等待我们摆好阵势才来。敌人是机械化部队，有空军和海军的支援，进攻速度很快，我们要和敌人抢时间，中央派我到这里来，也只是三天前才决定的。”彭德怀要求各军克服困难，在几天之内，完成一切出国作战的准备工作。

彭德怀的外表是从容的、自信的，然而，他的内心并不轻松，他的肩头挑着关系到十几万官兵生命的重担。

在会议上，各军负责人最担心的是在出国作战时有无空军支援。于是，会议还在进行中，9日11时彭德怀和高岗就急电毛泽东说：

高射武器全军仅有一个团共36门，不能掩护数百门重炮放列，请由广州或其他军区再调一个团速来东北应用。我军出动作战时，军委能派出多少战斗机及轰炸机配合，何时能出动并由何人负责指挥，盼速示。

为使志愿军在地面兵力上占绝对优势，以保初战获胜。彭德怀和13兵团领导人邓华、洪学智等详细研究了志愿军入朝部署方案后，10日致电毛泽东说：

志愿军各项出动准备不充分，对美帝坦克尤其空军顾虑很大。炮兵进入阵地运动时无空军和高射武器掩护，顾虑更大。请设法速调一至两个高射炮团。安东、辑安两铁桥无任何高射设置，战斗开始两桥将完全毁坏，交通亦将发生困难。按你预定指示15日出动，20日至迟22日四个军、三个炮兵师集结下述地区，相机适时歼敌一部。40军集结云山，42军在孟山、德川，39军在熙川，38军在江界，炮兵司令部率两个师集结前川，另一师集结北镇、温井。原拟先出两个军、两个炮兵师，恐鸭绿江铁桥被炸毁时不易集中优势兵力，失去战机，故决全部集结江南，改变原定计划。

毛泽东11日回电同意：

10月9日10日各电均悉，（一）同意四个军及三个炮兵师全部出动集结于你所预定的位置，待机歼敌；

（二）已电华东调一个高射炮团于10月14日从上海开动赴沈阳转赴前线，请高注意接转；

（三）其他各项已另复。惟空军暂时无法出动。

（3）志愿军出兵推迟4天。

10月11日黄昏，彭德怀抵达安东。

苍茫的暮色中，安东的马路上随处可见美机轰炸的弹坑，商店的橱窗玻璃上贴起横七竖八的、用以防空的纸条。

夜幕降临后，这座边境城市实行着灯火管制，人们可以点灯，但必须用厚厚的窗帘把窗户挡起来，街道上一片漆黑。使人越发感到战争空气的重压。

江边源源不断地开上来许多部队，有扛着机枪的步兵，有与炮车并进的炮兵，有披着伪装网的战马……。这么多部队集结，却听不到喧闹的声音。

彭德怀不顾连日疲劳，立即前往鸭绿江北岸察看渡江地点。他仁立在江边堤岸上，仿佛一尊大理石雕像。

前一天晚2时，彭德怀深恐8日在沈阳与朴一禹的匆匆会谈，内容不够详细具体，急电请示毛泽东：

还有不少具体问题，须与金日成同志面商解决，拟明晨经安东前往德川。特报。

一直等到10月12日晚20时多，彭德怀才收到毛泽东这样一封电报：

（一）10月9日命令暂不执行，13兵团各部仍就原地进行训练，不要出动。

（二）请高岗德怀二同志明日或后日来京一谈。

彭德怀看了电报，双眉紧蹩，目光冷峻。他当天深夜就匆匆赶赴北京。

原来，彭德怀的电报刚刚到北京，情况发生了突然变化。10月10日，毛泽东也收到了周恩来发自莫斯科的急电：

“斯大林答复苏联空军目前尚未准备好，暂时无法支援中国志愿军作战，请中央对出兵问题再作考虑。”

美军在仁川登陆成功后，斯大林和毛泽东都看出完全靠朝鲜人民军作战已经不行。所以中苏两党就开始协商如何支援朝鲜人民军的问题。毛泽东意识到，同拥有高度现代化技术装备的美军作战，没有一定的必需的现代化技术装备是不行的。在志愿军出国之前，一面在全国范围内为志愿军调拨补充了大量的武器装备，一面积极向苏联订购武器，并明确由苏联空军负责掩护。

10月2日，中国决定出兵朝鲜后，毛泽东当即电告斯大林，以使苏联做好准备。毛泽东特别强调：

“根据我们所知的材料，美国1个军（2个步兵师及1个机械化师）包括坦克及高射炮在内，共有7公分至24公分口径的各种炮1500门、而我们的1个军（3个师）只有这样的炮36门，敌有制空权，而我们开始训练的一批空军要到1951年2月才有300多架飞机可以用于作战。因此，我军目前尚无一次歼灭一个美国军的把握。而既已决定和美国人作战，就应准备当着美国统帅部在一个战役作战的战场上集中它的1个军和我军作战的时候。我军能够有4倍于敌人的兵力（即用我们的4个军对付敌人的1个军）和1倍半至两倍于敌人的火力（即用2200门至3000门7公分口径以上的各种火炮对付敌人同样口径的1500门炮），而有把握地干净地彻底地歼灭敌人的1个军。”

10月8日，毛泽东发布《给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命令》，同时派遣周恩来从北京出发，飞抵莫斯科，9日，周恩来飞抵黑海边的一个渡假胜地，斯大林和苏共中央政治局的其他委员等候在那里。

会谈主要协商在志愿军入朝时，苏联出动战斗机和轰炸机支援志愿军，以及中国地面部队更换苏联武器装备等问题。

令人吃惊的是，斯大林在出动空军支援中国志愿军作战的立场上有所变化。表示苏联空军目前尚未准备好，暂无法出动。

会谈直到10日凌晨才结束，周恩来感到事关重大，将苏联空军暂时不能出动的情况迅速电告毛泽东。

10月10日下午，毛泽东收到周恩来的电报后，眉头紧皱。他又收到彭德怀发来的准备11日晨入朝与金日成会谈的电报。他掂着这两份电报，两眼目光炯炯，漾出一种士兵冲锋陷阵时所特有的那种锐气。他决定给彭德怀发电，通知彭德怀和高岗一起迅速回京开会。

13日下午，中南海颐年堂，毛泽东主持召开了政治局会议。

毛泽东是一个敢于逆流而上、顶风破浪的人，他为自己内必深处不可动摇的信念所驱使，会做出惊人之举。

20年代，毛泽东在岳麓书院读书时，每逢夜间有雷雨，就脱得一丝不挂，迎着风雨向山上跑。石头扎破了脚也不觉得痛，只管向前奔跑。大地就在脚下，仿佛他就是整个世界，边跑边狂喊。毛泽东为什么脱得一丝不挂，发疯了吗？不，他是苦苦锻炼自己，磨练意志，随时准备去征服世界。

许多年后，跨入古稀之年的毛泽东，放眼世界，抚今追昔，挥笔写下了一首七律《冬云》：

雪压冬云白絮飞，

万花纷谢一时稀。

高天滚滚寒流急，

大地微微暖气吹。

独有英雄驱虎豹，

更无豪杰怕熊黑。

梅花欢喜漫天雪，

冻死苍蝇未足奇。

此时，毛泽东微微一笑，嘴角朝下弯去，嘴唇两侧现出两道自信的纹络，他毅然地作出了历史性的决定：在美军大举北进的情况下，即使没有苏联空军支援，我们仍按原计划出兵援朝。

政治局决定刚作出，毛泽东就给周恩来发去了如下电文：

“（一）与政治局同志商量结果，一致认为我军还是出动到朝鲜为有利。在第一时期，可以专打伪军，我军对付伪军是有把握的，可以在元山，平壤线以北大块山区打开朝鲜的根据地，可以振奋朝鲜人民。在第一时期，只要能歼灭几个伪军的师团，朝鲜局势即可起一个对我们有利的变化。

（二）我们采取上述积极政策，对中国，对朝鲜，对东方，对世界都极为有利；我们不出兵，让敌人压至鸭绿江边，国内国际反动气焰增高，则对各方都不利，首先是对东北更不利，整个东北边防军将被吸住，南满电力将被控制。

总之，我们认为应当参战，必须参战，参战利益极大，不参战损害极大。”

毛泽东从不认输，从不在任何压力下认输。他充满自信地说：

“我们有两条：第一，我们不要战争；第二，如果有人来侵略我们，我们就予以坚决回击。美国的原子讹诈，吓不倒中国人民。我国有6亿人口，有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美国那点原子弹，消灭不了中国人。即使美国的原子弹威力再大，投到中国来，把地球打穿了，把地球毁了，对于太阳系来说，还算是一件大事情，但对整个宇宙说来，也算不了什么。

我们有一句老话，小米加步枪。美国是飞机加原子弹。但是，如果飞机加原子弹的美国对中国发动侵略战争，那么，小米加步枪的中国一定会取得胜利。全世界人民会支持我们。”

14日，毛泽东与彭德怀、高岗商谈一天，重新研究志愿军入朝作战的方针和部署。毛泽东确定，志愿军于10月19日开动，先头军步行200公里至德川需7天，休息一二天，可于10月28日在德川、宁远线以南地区开始构筑工事。全军26万人渡过鸭绿江需要10天时间，即要到10月28日才可以渡江完毕。

彭德怀到德川后，在平壤、元山铁路线以北德川、宁远公路线以南地区构筑两道至三道防御阵线。如敌进攻则在阵地前面分割歼灭之，如平壤美军元山伪军两路来攻则打孤立较薄之一路。现在的决心是打伪军，也可以打某些孤立的美军。如时间许可则将工事继续增强，在6个月内如敌人固守平壤、元山不出，则我军亦不去打平壤、元山。在我军装备训练完毕，空中和地上均对敌军具有压倒的优势条件之后，再去攻击平壤、元山等处，即在6个月以后，再谈攻击问题。我们这样做是有把握的和很有利益的。

他们分析当前的军事态势是，美军现尚停留在三八线，它进攻到平壤需要时间，由平壤再向德川进攻又需要时间。如果平壤美军不向德川进攻，元山的伪军估计也难于单独进攻，这样就给我军的开进及修筑布防的时间。

为准备在11月内在敌进攻德川区域时打一个胜仗，他们决定还是出发26万人（12个步兵师、3个炮兵师）均开进为好。在工事已经修好敌又固守平壤、元山不敢来攻的情况下，再将军队的一半左右开回中国境内练兵就粮，打大仗时再去。

在我军开进半数修筑工事期间，朝鲜人民军方面还是继续抵抗，尽可能迟滞美伪两军前进为有利。

10月16日上午，彭德怀从北京飞回安东。

这一年的冬天来得格外早。寒风已经开始呼啸，城市披上了灰沉沉的外衣，准备度过漫长的冬天。如果没有紧急的事情，人们大都围坐在家中暖融融的火炉边，从不出门。大街上，有几个生活艰辛的小贩，他们坐在燃烧着木炭的火盆边，叫卖着熟栗子和米花。过往行人很少，偶尔见到几个顾客匆匆买点小吃。大风卷起地上的尘土，吹到人们身上。

16日，彭德怀召开了志愿军师以上干部会议。会上，他宣布了党中央、毛泽东出兵参战的决策和志愿军入朝作战的任务。

彭德怀显得极为疲倦。他是乘了一架没有暖气的飞机返回安东的，有些感冒。

他说：美帝国主义者和其走狗李承晚伪军，全力向朝鲜革命人民疯狂侵略，现已越过三八线，敌人正用一切力量，继续向北推进。目前朝鲜战局是很严重的，我们对于兄弟党和邻国的劳动人民遭受侵略，而且处于很严重的时候，应该采取什么态度，中央经过反复讨论，慎重考虑，认为“不能置之不理”，就是说，我们要积极支援朝鲜人民反抗侵略者，帮助他们争取独立自由和解放。我认为中央这种决策，是十分必要和非常正确的。

他根据朝鲜北部山高林密，地形狭窄，东西临海的特点，指出：过去我们在国内战争中所采取的大踏步前进和大踏步后退的运动作战方式，在今天的朝鲜战场上不一定适用。志愿军在战术上要采取阵地战与运动战相结合的形式，如敌人来攻，我们要把敌人顶住；一旦发现敌人的弱点，即迅速出击，插入敌后，坚决包围歼灭之。我们的战术是灵活的，不是死守某一阵地；但在必要时，又必须坚守阵地。

他针对出国作战的新情况，特别强调：我们进入朝鲜后，千万不要骄做，不要以大国援助者的身份自居。对朝鲜的党、人民政府、人民军队和广大人民群众要切实尊重。彭德怀最后强调对入朝作战要做相当长期艰苦的打算，要发扬人民解放军的光荣传统，严格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会议结束后，彭德怀到13兵团司令部研究渡江方案。

10月17日，彭德怀和高岗飞回沈阳，正与东北局、东北军区负责人研究志愿军出国作战准备问题，又接到毛泽东急电：

（一）先头两军请准备于19日出动，明（18）日当再有正式命令：

（二）请彭高二同志于明（18）日乘飞机来京一谈。

“10月18日清晨，彭德怀、高岗再次乘飞机返回北京。

这时候，朝鲜战争的形势已经十分紧张，17日，麦克阿瑟命令美第8集团军和美第10军向北疾进，直到鸭绿江边，在空军和炮兵的支持下，以坦克为先导，正向平壤发起了总攻。

几条指向中国沈阳的粗大而醒目的进攻箭头，已不再掩饰地出现在五角大楼的军事地图上。麦克阿瑟的发言人扬言：“鸭绿江并不是中朝两国截然划分的不可逾越的障碍。”

在当天召开的中央会议上，由周恩来和彭德怀各自汇报了情况，毛泽东最终决断说：“现在敌人已围攻平壤，再过几天敌人就进到鸭绿江了。我们不论有天大的困难，志愿军渡江援朝不能再变，时间也不能再推迟，仍按原计划渡江。”

随后，彭德怀奉毛泽东指示，以毛泽东的名义，拟发了给邓华、洪学智、韩先楚、解方、贺晋年的特急绝密电报。电文如下：

“四个军及三个炮师决定按预定计划进入朝北作战。自明（19日）晚从安东和辑安线开始渡鸭绿江。为严格保守秘密，渡江部队每日黄昏开始到翌晨4时即停止，5时以前隐蔽完毕，并须切实检查。为取得经验，第一晚（19日晚）准备渡两个至三个师，第二晚再增加或减少，再行斟酌情形。余由高岗、德怀面告。

毛泽东

10月18日21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