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早对1980年代期刊做出整体结构性历史描述的是《当代中国的出版事业》(上、中、下三卷，当代中国出版社，1993年)一书。该书中卷第五编为“期刊出版的发展”，共三章，其中一章“期刊出版事业的兴盛”专述1980年代(内容和数据截止到1990年)，其三节分别为“崭新的局面”“介绍几种不同类型的期刊”“在改革中前进”，审视全面，持论公允，基本建立了俯瞰80年代期刊的解释框架。推断1980年代期刊历史为“崭新的局面”，主要从六个方面立论：一、品种齐全，结构比较合理；二、思想活跃，坚持真理；三、透视生活，推进社会；四、新鲜知识，良师益友；五、面向世界，走向世界；六、形式求新，征文评选。其话语策略，从宏观结构到刊社活动，从期刊品格到传播效果，用语平易，合理确立了一个时段期刊历史观察的维度和解释框架，就当时的期刊研究水平而言，殊为难得。该章重点介绍的期刊分别是《求是》(1988创刊)、《中国科学》(1950年创刊)、《科学通报》(1950年创刊)、《瞭望》(1981年创刊)、《当代》(1979年创刊)、《辞书研究》(1979年创刊)、《文史知识》(1981年创刊)、《半月谈》(1980年创刊)、《无线电》(1955年创刊)。

1980年代是中国期刊史上发展最快、新刊创办最多的时期，如《读书》等深刻影响中国思想文化进程的名刊为数不少。总体而言，对《读书》的研究，就其深远的传播效果来说几为空白，只有该刊创办人陈原、沈昌文自述性的专文或书籍言及，稍完整地陈述该刊发展历程的当数三联书店社史性的《守望家园》一书中的专章《〈读书〉：在拨乱反正的旗帜下》。在1980年代新创名刊中，言说较充分的当数《文史知识》。该刊创刊于1981年，中华书局主办，以严谨和不断创新的编辑作风、朴素典雅的期刊文本风格在中国期刊史上独树一帜。“作者荟萃一流文史专家，内容涵盖中国古代文化各个方面”“大专家写小文章”是其显著的期刊特征。在创刊30周年之际，该刊编辑部邀约编委、作者、离任编辑等回顾其亲身经历，汇集28篇文章而成《〈文史知识〉三十年》(中华书局，2012年)，成为研究改革开放以来人文学科学术史、出版史不可多得的资料。作为《文史知识》创办人之一，杨牧之曾撰著《编辑艺术》(中华书局，2006年)，并配编委题词题签24幅，手札手稿24封，刊社活动照片16幅，报刊剪报16张，期刊封面4期，文采灿然、神采盎然的大专家穿梭其中，参读、汇悟两书，可解《文史知识》成功之道，并认同其引领改革开放以来人文学科学风的期刊历史意义。

1980年代创刊而又因种种原因停办的期刊为数不少。这批期刊为当时的思想解放、文化建设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因此，停办期刊研究构成了20世纪80年代期刊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中国社会科学院于1978年12月创办的《未定稿》，名义内部发行，实际公开征订，是1980年代颇有影响的学术性期刊，前期影响尤其深远。主事编辑李凌2001年曾应编书之约作了长文《勇破坚冰的〈未定稿〉》，详述最初5年的重大反响，引发了学术界和媒体的较大关注。2009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了李凌编著的专书《勇破坚冰的〈未定稿〉及其他》。

《中国》创刊于1985年1月，丁玲主编。丁玲1986年3月逝世，该刊便于当年底停刊，共出版了18期。刊龄虽短，却系新中国第一本也是唯一一本“民办公助”期刊，改革开放的时代意义鲜明突出，中国意识形态高层领导力促其成。襄助其事的牛汉曾回忆：“丁玲意识到了，她去世后，《中国》肯定要被停刊，或者改变领导。《中国》内部也很复杂，丁玲很谨慎，办刊物，很认真。”[3]2001年，孙晓娅曾访谈牛汉等人，撰写了《访牛汉先生谈〈中国〉》收入靳大成主编的《生机——新时期著名人文期刊素描》一书中。丁玲晚年专职秘书王增如基于她耳闻目睹的《中国》创办经过以及保存的重要档案资料，撰著了专著《丁玲办〈中国〉》(人民文学出版社，2011年)，较详尽地再现了《中国》从酝酿到创刊再到停刊的过程。细读该书不难发现，《中国》是解析文学期刊的政治、经济、文化互动机制的样本，也是1980年代文化创新极其艰难的样本，这两方面的样本内涵意蕴是关联、交互、交融的。政治、经济、文化三股力量的交汇及其具体形态构成了20世纪80年代中国期刊文化的基本特征，以《中国》为路径，既可以窥探1980年代的文学期刊的生产机制，更可认识、理解1980年代的期刊生态、改革气象以及改革的艰难。

一批新中国成立初期或20世纪50年代创办的期刊在1980年代踔厉风发，彪炳史册，是期刊史的重要现象，如《中国青年》等。这批期刊中，对其研究最深的当数《收获》和《人民文学》。

蔡兴水著《巴金与〈收获〉研究》是近年来期刊个案研究的代表作，该书在占有翔实资料的基础上见疑释疑，且见解独到，成为后续《收获》研究必读的基础文献。这一著作2012年由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书稿主体为作者2001年在复旦大学完成的博士论文。上篇为作者撰论，下篇为与《收获》作者、编辑的访谈，上下篇交相辉映，使对《收获》的总体研究显得逻辑绵密而又思考细腻，思想深邃而又材料厚实。其撰论除导论、结语外共四章，分别为“三个《收获》：历史记忆的排列组合”“编者与《收获》”“作者与《收获》”“专栏与《收获》”，纲举目张，化纷繁为至简，以编者、作者、专栏入章名，彰显了期刊要素作为期刊分析工具和视角的方法意义，回归了文学期刊本体，于文学领域兼事期刊研究者尤具期刊研究方法论启迪。该书将《收获》的三个阶段分别定性为“开创与奠基”(1957—1960)、“僵持与过渡”(1964—1966)、“发展与成熟”(1979—2009)，全书用力重在二度复刊后“发展与成熟”的成因与形态分析。书中颇多持论有据的新论，如推断李小林为“开辟新途的接棒人”，改革开放以来《收获》与作者的关系乃“写作群落结盟”，以共同“走积极探索的个性化写作之路”等。书中访谈，访者准备充分，谈者胸有成竹，访谈自然吞吐史实，碰撞思想，为后人继续深入研究《收获》积淀了难得的思想火花乃至专家审察。该书导论中对与《收获》相关的同类期刊个性的评判、分析、比较，确可圈可点，不可忽略。导论题为“《收获》在中国新文学发展中的地位、作用与影响”，是中国新文学发展史而不是中国新文学期刊发展史，更不可能是中国期刊史的视域，突出了《收获》在文学领域的专门性，而淡化了它在中国期刊史上独特的个体性。也就是说，新文学史视角的自觉，引致并强化了相关的分析解释，而新中国期刊史、改革开放期刊史视角的缺席或者说偏弱，多少妨碍了所访谈、收集、组织之材料的史论价值的更充分释放。

《人民文学》发展路径的正歧反复、影响力的强弱起伏是新中国期刊史发展的缩影。新中国文学史，更不用说期刊史都难以回避它那矗立歧道示引路标的存在。在近20年兴起的不冷不热的期刊个案研究中，研究深入而系统的新中国期刊个案，莫过于《人民文学》了。数位功力颇为深厚的学人专心探索、接力冲刺实为期刊历史研究的佳话，建树有方的独奏共鸣而成应和有法的合唱。这种有分有合自发自觉的协同研究只能发生在《人民文学》而不能迁移于他刊?或亦只能发生在理论和方法均更为圆熟的文学领域?这才是关心热心期刊史研究者该有所思虑的。(www.daowen.com)

以笔者所见，有几种《人民文学》的研究专著值得称道。吴俊、郭战涛著的《国家文学的想象和实践——以〈人民文学〉为中心的考察》(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出版最早，理论与方法的突破最力且著，影响也可推断最深。就《人民文学》自身时段而言，李红强著《〈人民文学〉十七年》(当代中国出版社，2009年)详尽前期(1949—1966)，郑纳新著《新时期〈人民文学〉与“人民文学”》(东方出版中心，2011年)细究新时期也即后期，而吴、郭合著则恰恰在时段和学理方法的双重层面承前启后。分看单看，各自成书；连看合看，则成《人民文学》研究的系列景观。此所以笔者惊羡为期刊研究之佳话矣。

国家文学乃吴、郭合著中的核心概念，系作者自觉的理论追索结果，在作者本人或只求作为学人在当下文学研究的范式突破，但其实际影响则向期刊研究界尝试、昭示了一条新路：以自创的核心概念高度凝练地表达研究对象与研究方法的深层关系，沿此核心概念展开对研究对象的分析描述；自创的核心概念对前人的相关研究有所继承，大胆使用自主创新的工具，更显示作者扬弃的理论勇气和推进学术创新的魄力。

吴、郭合著以“‘国家文学’解说”启卷，首章论创刊初期的《人民文学》，题为《〈人民文学〉：与新中国共生的国家最高文学刊物》，将1975年《人民文学》复刊则定性为“政治变局的文学见证”，对复刊当年刊发《机电局长的一天》及其引发的风波亦审视解读为“环绕文学的政治博弈”。正如书中“文学组稿的政治解读”“封面的意识形态”等章，充分展示了以《人民文学》为中心的文学与政治的复杂关系，而这种关系中雪藏多年的复杂性借由国家文学、国家文学期刊而清晰凸显出来。理论工具创新催生、演化成理论陈述言说创新，这就是该研究的核心价值所在。庸常学人难及难为。文学学者为文学期刊研究建树标杆，期刊研究者理当奋起摸高。吴、郭合著陈理述事冷静洗练，重要观点、思想不事张扬。于作者，不经意地复述(语言相对于思想而言再表现)，于读者，亦该在不经意间领悟——领悟那思想流、语言流中的看似随意，实则重要的词、概念和语段。那种一笔带过似的概念，那种文末、段末补叙的单句实存点到为止的深意。这也是要提醒读者注意体会的。

新时期和“人民文学”是郑纳新研究解说《人民文学》的时空坐标，他亦借以切割并锁定了连续出版的《人民文学》这一研究对象。以吴俊的“国家文学”“国家文学期刊”作为理论背景，才能更清楚地理解郑纳新分解《人民文学》刊名的理论创新意义。那看似同语反复的话语技巧非为口彩更非讨巧，而是复杂的历史理论问题由来有自。郑著也就因此细微处(刊名用语与理论言说表层重复处)见独创精神，见学术功力。从吴俊的“国家文学”到郑纳新的“人民文学”有其内在关联，郑著封面导语就写道：“因为《人民文学》在国家与文学之间的拉力与应力关系，因此它的发展乃至曲折，它的停刊乃至复刊，都感应着国家的变动，回响着文学的心音。在国家与文学发生巨大变动时，这种动态关系所呈现出来的紧张状态，无疑值得特别关注，这正是新时期《人民文学》与‘人民文学’所具有的特别底蕴。”这种关联既有其贯通而又转型的实践逻辑，又有理论逻辑层面各自的原创性和承继性。杨匡汉先生在评价《〈人民文学〉十七年》时也说：“作为文学权威杂志的《人民文学》，在新中国成立之初十七年的诞生、成长及其可逆与不可逆的历程，已不仅仅是旧与新的转型问题，更是以‘人民’的名义代表着需要和期待什么样的文学选择与文学命运问题，广义地构成了文学政策的走向。”《人民文学》以“人民”的名义创刊，而在发展“人民文学”与“国家文学”两端之间颠簸，新时期的《人民文学》则试图挣脱也最终成功挣脱了“国家文学”的桎梏而回归初试，回归“人民文学”的初衷。历史地呈现这一挣脱—回归的过程，既是郑纳新专著的主题，也是他独到的学术贡献。

郑著除绪论、结语外共四章，分别为“《人民文学》的复刊与‘人民文学’的恢复”，“《人民文学》的黄金时代与‘人民文学’的发展”，“《人民文学》的两难与‘人民文学’的淡化”，“新时期《人民文学》的文学组织活动”。前三章自然构成以一个完整的整体，第四章察微知著，发前人所未发，尤有20世纪80年代期刊史研究的突破意义。该章共分三节：“文学组织活动与文学自主性的建立”，“服务于创作的文学批评”，“张光年与新时期的《人民文学》”。《人民文学》在“拨乱反正”期间举办的三次重要会议是彪炳史册的，《人民文学》设立并组织全国性的短篇小说、中篇小说、报告文学评奖虽然在1990年后戛然中止，却影响深远。郑著在“文学自主性”及其建立的范畴中考量这三次会议和三个奖项既恰切，又凸显了《人民文学》在历史转折时点的“国刊”作为与功能。

1923年创刊的《中国青年》富有革命传统。《中国青年》在新中国成立后刊庆频繁，为期刊史仅见。1993年，《中国青年》为纪念创刊70周年，内部印行了同仁纪念文集《70年光辉历程》和《中国青年大事记》(1923—1993)。后者开为单个期刊写年谱之先河，也将80年代《中国青年》的发展录述详备。彭波主编的《潘晓讨论》(南开大学出版社，2000年)在封面和书脊都冠以肩题“一代中国青年的思想初恋”，详记《中国青年》1980年组织的“潘晓讨论”的来龙去脉。虽然可读性追求稍显有过，仍不失为笔者所见的第一本也是唯一一本以一个期刊事件为主题而进行全面分析和解读的专书。尽管史料的披露与收集尚可更全面，对事件过程和效果的分析还可以更深入系统，但其期刊事件研究之头功依然值得肯定。书中收录了潘炜文章《那场讨论改变了我几乎全部人生》，读来催人泪下。笔者以为每个以媒介为职业的学子学人最好都能读读此文，由这里知晓，媒介于个体个人中长期的传播效果，并非仅为个例，就20世纪80年代媒介外力量非正常干预媒介而言亦具思想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