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前文《湖南近代出版史料》编者黄林所道出的那样，爬梳史料，点点滴滴，需要有坐冷板凳的定力。而编者愿意牺牲业余时间，少有娱乐与休息，乐于此道而不疲的原因，在笔者看来，除了个人不时获得“发现的愉悦”外，那种“积丝成寸，积寸成尺，寸尺不已，遂成丈匹”的成就感，当是对此道中人一种重要的心理补偿。对于范军汇编而成的《中国出版文化史研究书录(1978—2009)》一书来说，用“尺寸累积”一词来形容，恰是最贴切不过的了。该书共收录1978年1月至2009年12月共32年间中国内地出版的有关出版文化史方面的论著、译作、资料集等约3500种。附录著录相关图书和资料约2400种。加上附注涉及的相关图书，总量超过6000种。[18]如此庞大的数量，一一搜集起来已是不易，还要经眼经手写出书目提要，绝非短日可以为功。在其第一版“后记”中，编者饱含文人情感地写道：“举目窗外，只见芳草又绿，新燕剪翠。光阴荏苒间不觉已是春秋四载。从2004年的盛夏动笔，到今年阳春三月杀青，伴随着这部资料集的编纂，已是几度花开花落，无数月圆月缺。繁忙工作之余，夜深人静时刻，或青灯黄卷，漫游书林，或搜寻网上，流连忘返，两千余种图书的轮廓渐渐清晰。这是一个书人书事的海洋，而实际涉猎的书籍当是所录品种的若干倍。大浪淘沙，酸甜苦辣自知。”范军说得对，他所面对的关于“书”的书，当多至6000余种时，于内心的感受，确实就像是“一个书人书事的海洋”，而他撰写书录，依类汇纂，就等于在广阔无垠的海洋上，标定了一个又一个可以搜检、可以定位且有明确指示信息的浮标，每一个在书史海洋中航行的研究者，都不该忘记他的劳苦与美意。

该书初版于2007年，再版于2011年，出版者同是河南大学出版社。再版时，编者将著录图书的时段范围作了上下延伸，并且“相关著作及资料予以增列，原书遗漏者，或著录项不完备者予以补充，另新加附录，总增加书目(含附录)两千余种，增加字数达三十余万。对于原书中不宜收录者(如广播电视史方面的著作、资料集等)进行删去，明显归类不当者进行调整，内容介绍过于繁琐者进行精简，误植误排者进行更正”[19]。如今又有四五年光景过去了，编者依然在线，对每年新出版的出版文化成果，今年回溯去年，明年回溯今年，从未间断。回溯所得，以年度书目的方式，定期发布在《出版科学》杂志上，相信不数年，当《中国出版文化史研究书录》再有新版时，在原来一百万字的基础上，又会增添可观可喜的厚度。这是出版研究学术史之幸，它不仅为这一领域的研究者提供了一个详明的专科专题书目，同时它还见证了出版文化史研究的学术历程。那些年度性的书目，即是这一历程中的斑斑脚印，指示后来者追步。

《中国出版文化史研究书录》出版之后，范军不断有新著新作出版和发表。从2014年开始，他在《出版科学》杂志上开辟“区域性出版史料经眼录”专栏，于今已连载了10期。与黄林从《史料》到《史略》的学术轨迹相似，范军的这一系列专栏文章，也可看做是他整理出版文化史料的衍生产品。该专栏新设之时，《出版科学》杂志专为此写了一个“编者按”，对出版史料尤其是地方出版史料的意义有所阐发，因与本文切题，故作摘录如下：

“史料，或称历史资料，是研究和编纂历史所用的建筑材料。史料工作是史学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从广义来说，史料的主要来源有三个方面，即实物的，如古迹、文物、地下发现的遗物等；文字的，包括记录史事的载籍，如各种著作、文献和铭刻等；口传的，如民间传说、访问资料等。没有史料的史学，犹如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有一分史料说一分话，早已成为行内的常识。

“出版史的研究和学科建设，无疑需要从事史料的搜集、分类和整理；需要对史料进行研究，包括鉴别和判断史料的价值；需要编辑刊行史料，即把搜集到的史料经过鉴别、筛选，将价值比较高的史料根据史学研究的需要，或按时间、或按门类编辑成册，付梓传播。新中国成立后自觉的出版史料整理与研究，当首推张静庐，其《中国近代现代出版史料》自上世纪50年代刊行以来一直沾溉后人；新时期以来，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现为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商务印书馆等机构，宋原放、宋应离等专家，也先后主编刊出了比较系统、各具特色的出版史料。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上世纪90年代以来，伴随着对中共党史包括出版史研究的倡导，以及地方志编纂刊刻的勃兴，各省、市、自治区纷纷设立机构，配备力量，组织开展了出版史料的搜集、整理与研究工作，北京、天津、河北、山东、江苏、浙江、湖南、湖北、广东、广西、云南、贵州、四川、陕西等地，或创办期刊，或推出不定期丛刊，或出版相关资料汇编，直接服务于地方出版志的研究，同时也促进了出版史学科的建设与发展。但如何以出版学的观点来搜集、鉴别、整理出版史料，仍然问题不少。

“从这一期起，本刊特设‘区域性出版史料经眼录’，请范军先生对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各地区出版史料编辑刊印方面的情况，包括进展与成绩，优长与缺憾，进行梳理与分析，从上挂下联、由此及彼、点面结合的探讨中，总结经验，探寻规律，以期对出版史料学的学科建设、出版史研究的整体推进有所助益。”(www.daowen.com)

在上引“编者按”中，编者没有提到上海，或是考虑到在区域性出版史中，上海有它太不寻常的特殊性。这种特殊性表现在，在中国近现代出版史中，上海占据了绝对中心的地位(抗战时期除外)：抗战前上海出版的图书，几乎占全国市场的80%以上，全国五大出版机构——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世界书局、大东书局、开明书店，都依托于上海繁华的都市经济，在此弹丸之地安营扎寨。可以说，上海近现代出版史就是中国近现代出版史的缩影。职是之故，上海的出版史料在全国所有区域性出版史料中，是矿脉资源最为丰饶的富矿，大有开发的潜质。20世纪八九十年代上海出版的《出版史料》(1982—1993，总32期)刊物，发表了许多有关近现代上海出版业的史料文章，至今被人广为征引。2007年开始创刊由(上海)出版博物馆(筹)主办的内部刊物《出版博物馆》，承接了其一贯重视史料的传统。该刊2014年自总第25期时改名为《新闻出版博物馆》后，由学林出版社公开出版。另外，以(新闻)出版博物馆(筹)名义资助或策划的系列图书中，亦有相当多的部分带有鲜明的史料性质，如《出版界黄洛峰》(范用、刘大明主编，百家出版社，2008年)、《曹辛之集》(全三卷，赵友兰、刘福春编，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孙毓修评传》(柳和城著，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往事如烟文存》(张惠卿著，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范泉文集》(钦鸿编，上海书店出版社，2015年)等。在这些书刊的出版过程中，作为《出版博物馆》首任主编的林丽成女士，居中组织、协调，起到了不可替代的幕后推手作用。

上海人搜集整理出版史料，有其地理上的优势。其中成果突出者，早年有宋原放，他是厚达200万字《上海出版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0年)的主编，也是前文提到的15卷本《中国出版史料》的总主编。这套出版史料的古代部分，便由他和王有朋共同辑注。王有朋也是上海人，长期供职于上海辞书出版社图书馆。前文说过，该图书馆的前身即前中华书局图书馆，它差不多完整地保存了前中华书局图书馆的馆藏文献。民国时期的中华书局因编辑教科书的关系，对国内各时期各版本的中小学教科书，无不着意收罗，藏量颇为丰富，王有朋便利用这一馆藏优势，申报了“中国近代中小学教科书总目”课题。他带领课题组，联合了17家图书馆，前后历时六载，完成了《中国近代中小学教科书总目》(上海辞书出版社，2010年)的编纂[20]。该“总目”收录教科书9419种，比《民国时期总书目·中小学教材》多了将近一倍[21]，书的篇幅多达70.75印张，1103页，352万余字。书目附“书名笔画索引”“作者笔画索引”，以方便读者使用。顺便说一句，上海图书馆编的《上海图书馆馆藏近现代中文期刊总目》(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04年)，也有类似的更多检索途径的索引，上海出版界这种贴合读者应用的编辑作为，用现在的流行语说，该为它大大点个赞。相比之下，四川大学出版社2011年出版的由王绿萍编著的《四川报刊五十年集成(1897—1949)》，是一本在内容上非常有史料价值的报刊史工具书，只是索引仅有一个——“四川报刊(1897—1949)拼音检索目录”，索引的名称不好理解还在其次，但是刊名首字相同者，居然分割于多处，用起来多有不便。

与通常出版史料动辄大部头的做法不同，同在上海出版发行界工作的汪耀华，却偏爱于编纂小而专的史料。他名下编的出版史料有：《民国书业经营规章》(上海书店出版社，2006年)、《上海书业同业公会史料与研究》(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0年)、《上海书业名录(1906—2010)》(上海书店出版社，2011年)、《“文革”时期上海图书出版总目(1966—1976)》(上海辞书出版社，2014年)。其中字数最多的《上海书业名录(1906—2010)》，也不过42万字。这些史料均有独特的历史视角，因其专，编起来之难度，甚至要远远超过那些大部头。该书编纂的过程，编者在“后记”中就明言是“十年磨一剑式”。他这样细数道：“收在本书的各个名录有的来自档案馆，有的是前辈馈赠，有的复制于图书馆，有的是我在若干年前编纂的成品。现在集纳在一起，有的是原文照录，有的是参照多个文本后的综合再现，有的则是考证了多种文本、口述、散见各处的资料后的成果，大致上勾勒出百年书业主要节点的变迁历史。”[22]他的表述中，透露着一种不善罢甘休的韧性精神，然而，笔者从中所体会到的，尚不止于此，其专业上的水准以及对出版史的精到识见令人真心佩服。“书业名录”这种看似“小道”的资料，却是组织出版史叙事中最为基本的元素，而不同时期的“名录”统计变化，则又是构成研究者判断和解释书业大局变迁的有效证据链，岂可以“小道”视之?在笔者看来，没有对历史的贯通性理解，是不会想到做这样的史料选题的。该《名录》的前言，便写得十分“大局”，读来痛快。

汪耀华勤于笔耕，他曾任上海新华书店图书宣传科科长，上海新华书店总经理助理，上海书香文化策划有限公司总经理、董事长，上海黄浦区书香职业培训学校校长，上海书业发展研究所主任等职，主编《书业行情》《上海发行所通讯》《新华人》《全国地方版科技新书目》《上海新书报》，现任上海人民出版社《中外书摘》主编，[23]是真正的书业中人。在书业圈子中，雅爱研究、钻营史料者，当然不只他一个，前文说到的现任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副总编辑的黄林、现任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社长的范军，都是出版史写作的同好。因为汪耀华写得早，写得多，写得好，“曾获得王益、王仿子、方厚枢、汪轶千、潘国彦、周天泽、王鼎吉、邓耘等居京前辈的长期鼓励，受着张泽民、宋玉麟、钟达轩、黄巨清等前辈同事的提携”。[24]他在《中国图书商报》、“百道网”上撰写的专栏文章，以其出版人的丰富实践经验，扎实的出版史料功底，以及“发现其中的乐趣”的超然写作心态，赢得了包括笔者在内很多人的喜爱，后多结集出版。他自言将延续“一分材料出一分货，十分材料出十分货，没有材料不出货”的境界而动手动脚、东寻西找。[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