昔日商家编制各种发行书目，其基本功能首先在于书刊销售，以便于购买者按图索骥。当时过境迁，书目与它编制的机构早已成为历史陈迹，不再具有营业上的意义，而如今依然被后人集中起来重印，看中的则是其史料功能。它仿佛知识的形影，借此去捕捉和描摹一个逝去时代的文化学术风貌。史家们在正史中，专门有艺文志和经籍志的爬梳撰述，绵绵不绝于途，意之所指，正是书目所寓含的学术史、知识史和阅读史等方面的价值。国外大学和研究机构中，有书目史志的专门学问，着眼于书目与时代知识图景的关系考察，呈现开阔的学术与文化视野。在书籍史研究领域，不管是法国的年鉴学派还是美国的新文化史学派，书商的发行史料档案，都备受研究者重视。

国内开始大规模影印各种发行书目起于20世纪初。它们分别是：徐蜀、宋安莉编《中国近代古籍出版发行史料丛刊》(全28册，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3年)、窦水勇编《北京琉璃厂旧书店古书价格目录》(全4册，线装书局，2004年)、周振鹤编《晚清营业书目》(全1册，上海书店出版社，2005年)、韦力编《中国近代古籍出版发行史料补编》(全24册，线装书局，2006年)、殷梦霞、李莎莎编《中国近代古籍出版发行史料丛刊续编》(全24册，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08年)、本书编委会编《民国出版发行史料汇编》(全20册，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08年)。肖东发在给《中国近代古籍出版发行史料丛刊》所作的序中，从出版史料的角度分梳了该套书的价值。他说：“《丛刊》对研究中国古籍的发展与流通，中国近代出版业的发展，中国近代印刷史、出版经营管理的经验与案例，以及现存古籍价值的评定，都有十分重要的参考价值，确实是一批难得的出版史料。”他的这一结论，同样普适于上列各书。

2010年，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又影印了刘洪权编的《民国时期出版书目汇编》(下简称《汇编》)。全套书分订20厚册，收录书目84家147种，囊括的出版机构，既有像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世界书局、大东书局、开明书店这样的大书局，也收罗了众多不太知名甚至是十分陌生的出书机构，它们是：百新书店、北新书局、大光书局、大陆图书公司、东方书店、独立出版社、光华书局、寰球书局、会文堂(新记)书局、法学编译社、教育编译馆、经纬书局、良友图书印刷公司、民智书局、拔提书店、南京书店、南强书局、朴社、上海杂志(无限)公司、申报(社)、生活书店、文化供应社、文化学社、文通书局、现代书局、辛垦书店、华北新华书店、韬奋书店、大连新华书店分店、新生命书局、新中国文化出版社、亚东图书馆、亚细亚书局、益新书社、中国世界语书社、中国文化服务社、共和书局、医学书局、中医书局、新学会社、中国科学图书仪器公司、自然书局、大成书局、广益书局、锦文堂书局、九州岛书局、千顷堂书局、扫叶山房、山东书局、朝记书庄、鸿文书局、西泠印社、存古书局、四存出版社、江东书局、文殿阁书庄、有正书局、志古堂、国立北平研究院出版部、国立编译馆、哈佛燕京学社北平办公处、三民主义青年团中央团部、中国科学社、刘氏嘉业堂、佛学书局、金陵刻经处、中央刻经院、道德书局、明善书局、清真书报社、慈幼印书馆、青年协会书局、崇德堂。《汇编》中的书目，都是编者个人的私人收藏品，多年来从孔夫子旧书网和各地旧书店书摊竞拍或海淘得来。由于当时作为推广之用的这些书目，绝大多数是出版者或书店赠送的非卖品，图书馆等公藏机构亦不大注意收藏，编入此《汇编》中的不少书目为仅见，其史料文献的珍贵性可知。(www.daowen.com)

该《汇编》出版后，编者刘洪权曾专门撰文，从四个方面陈述了民国发行书目的史料和研究价值，“可以补充《民国时期总书目》书目资料之不足”。他写道：“《民国时期总书目》是根据国内三大图书馆藏书编制而成的。由于上海是民国时期出版最为发达的地区，重庆是抗战时期最为重要的出版中心，北京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文献收藏最为集中的文化重镇，所以，根据这三大图书馆馆藏编制的书目，应该有某种代表性的说服力。事实上，这三大图书馆的民国文献收藏量，确也位居国内各大图书馆前列。不过，据笔者所知，南京图书馆收藏的民国文献也相当丰富，惜乎没有收录进来。据《民国时期总书目·凡例》所言，《民国时期总书目》不包括线装书，也不包括外国驻华使馆等机构印行的中文图书。而国内出版机构印行的外文图书和少数民族文字的图书，非属中文，自然也不在这个数字之内。儿童读物及连环画，各大图书馆多不注意收藏，所以漏收的定然亦有不少。民国时期这两类图书的出版数量，其实是相当可观的。由于《汇编》书目属于营业书目性质，只要是在版销售的，语言不分中外，时间不分古今，读者不分长幼，全部都收录进来，因而对《民国时期总书目》是一个很好的书目补充。”[17]在该文中，刘洪权指出发行书目的另外三点价值分别是“有助于对民国时期出版机构进行多方位研究”，“汇集了民国时期第一手图书发行和书价史料”，“提供了营业推广方面的经营史料”，均是针对于出版史研究立言。笔者在这里还想延伸补充一点，即该《汇编》对稽考出版文化的作用：这些不同机构——有政府的，有学界的，有宗教组织的，更多的当然还是民营商业机构，它们或综合或专门的出版发行书目留存至今，仿佛形形色色的知识地图，等待后人多种角度的索解与拼合，于民国时期的知识阅读接受，于学术文化的发展轨迹演进，均有研究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