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大规模、成系统地汇编出版史料，肇始于20世纪50年代的张静庐。民国时期的张静庐以其在出版界的敢于开拓创新，被人称为30年代“四马路出版界的两位霸才”之一。[15]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国家开始大规模进行体制层面的私营出版业社会主义改造，当此时代鼎革之际，昔日在市场风浪中精明强干的民营书店老板，仿佛英雄失去用武之地，供职于政府机关近乎赋闲，然而，他赋闲不闲，捡起了他原本就有的对出版故实的兴趣^[1]，有张有弛地编起了出版史料。该史料前后共出版八本：《中国近代出版史料·初编》(上杂出版社，1953年)、《中国近代出版史料·二编》(群联出版社，1954年)^[2]、《中国现代出版史料·甲编》(中华书局，1954年)、《中国现代出版史料·乙编》(中华书局，1955年)、《中国现代出版史料·丙编》(中华书局，1956年)、《中国出版史料·补编》(中华书局，1957年)、《中国现代出版史料·丁编(上、下)》(中华书局，1959年)。^[3]各编之前张静庐都写有《编例》，详细交代各编中的史料时段、材料范围、史料来源、选材重点及编排方式等。对于各书在辑编过程中得到的帮助，他总是不忘在《编例》中列名感谢一番：《中国近代出版史料·初编》“本书在编集工作中，曾得胡绳同志的鼓励和指导，阿英、姚绍华、章锡琛诸同志的协助”；《中国近代出版史料·二编》“本编中承王重民、傅惜华、楼云林诸同志提供若干珍罕资料，阿英同志将其十五年前曾经初步整理之鸦片、中法、甲午、庚子四役中反侵略文学书籍，惠予刊载，益使本编内容充实”；《中国现代出版史料·甲编》“本编承孙伏园、王重民、阴法鲁、张雄飞、陈仲献诸同志协助搜集资料，章锡琛同志为之校勘”；《中国现代出版史料·乙编》“本编承荣孟源、王禹夫、杨君元、吴铁声诸同志提供资料，陆丹林同志代为校勘”；《中国现代出版史料·丙编》“本编承阿英、李希泌、冯宝琳、胡道静、王熙华、鲁深、陆梦生、林豪诸同志协助搜集资料，陆丹林同志代为校勘”；《中国出版史料·补编》“在编集工作中，承黄洛峰、金灿然、王乃夫、阿英、王重民、王禹夫、陆丹林、章锡琛、徐调孚诸同志长时期之鼓励、支持与协助”；《中国现代出版史料·丁编》“本编在编集过程中，得到党的亲切关怀和指导，鲁深、杨瑾琤、王禹夫诸同志的协助”。笔者这里之所以不惮琐细地一一辑抄过来，是因为这些文字本身，也已成为重要的出版史料了，同时也说明一部大型史料的完成，往往是多人合力的产物。细审这长长一串赞助人名单，其中半数以上是民国时期出版界的活跃人物，另外如阿英、胡道静、王重民等人，则是著名的文献收藏家和文献研究专家。得到这些人的协力支持，表明一个重要事实，即他们对张静庐辑编这套史料价值的高度认可。2003年与2011年，上海书店出版社以《中国近现代出版史料》为总书名，两次重印了张静庐的这套史料，时隔多年后的重印行为，也是一个深具说服力的出版价值认证。

撇开张静庐辑注的该套史料的内容价值不论，就编辑体例本身而言，即见其学术品格。各编史料有细致妥帖的分类，显示出系统性的面貌架构；从各处辑录而来的史料，一一注明来源出处，遵循着规范的学术要求；而对史料的注释，原本是学术方式之一，它提供的史料背景性叙事，有助于读者对史料解读的引导和深化。这种不仅仅是“辑”还有“注”的编辑路线，为千禧年后开始启动的由宋原放挂帅主编的《中国出版史料》所继承。另外，在《中国近代出版史料·二编》和《中国现代出版史料·丙编》中，附有张静庐本人撰写的出版大事年表，这一自古就有的编年史的历史书写方式，也为《中国出版史料·古代部分》所采用。因而，从某种程度上说，宋原放主编的《中国出版史料》是张静庐辑注的出版史料的续编。

宋原放主编的《中国出版史料》，自2001年开始陆续推出，总计15本，不仅在规模上比张静庐辑注的版本要大，内容上也有延伸，如增加了古代和当代的出版史料。与张静庐独立完成史料辑注不同，《中国出版史料》是多人分头合作的结果。署名辑注者有：王有朋(古代部分)、宋原放(古代部分)、汪家熔(近代部分)、陈江(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的现代部分)、吴道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的现代部分)、方厚枢(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现代部分)。《中国出版史料·近代部分(补卷，上下册)》是该套史料的收官之作，延至2011年2月才最终出版。整套史料前后用了10年时间，由山东教育出版社和湖北教育出版社联合出版。国家设立出版基金是近几年的事，两家地方教育社的联手，其实是为了分摊不菲的出版成本及明知的经济亏累，从这个意义上说，出版社为这套史料同样做出了重大贡献。

将时人的历史研究性文章纳入到“史料”的框架中，张静庐的做法已昭示了这个明显的倾向。《中国出版史料》如法炮制，收录的新中国成立后后人发表的回忆或研究性文章，几于占一半的数量。能不能将史料定义得如此宽泛，在学术上是值得商榷的。2005年河南大学出版社出版了由宋应离、袁喜生、刘小敏主编的《20世纪中国著名编辑出版家研究资料汇辑》，用“研究资料”而不用“史料”的概念，笔者认为是一个恰当的表达，不存在任何的争议。有鉴于此，笔者2013年应国家图书馆出版社之邀，为其编纂的《民国时期出版史料汇编》则清一色地采用新中国成立前的史料。关于该书的内容价值及编纂方式，笔者在该书的《出版说明》中有较清楚的表达，摘抄如下：

“出版关联着思想、文化、学术的方方面面。上世纪五十年代，张静庐辑注的《中国近现代出版史料》一套八卷本，因其史料的原始珍贵，长期以来备受重视，至今依然被各学科专业史学者广为征引。本书绍接前贤，辑收的史料，皆为当时出版的第一手原始材料。凡与出版史有关的图书、期刊、手册、纪念册、简章、章程、报告书、通信录、一览表等文献类型，均在收罗之列。本书以文献为单元，整本影印出版，与《中国近现代出版史料》的单篇汇集形式，颇不相类。(www.daowen.com)

“本书共收录近现代各种出版史文献116种，主要分为七类：(一)出版机构史料；(二)出版概况及研究性著作；(三)出版管理与出版法规；(四)书业公会史料；(五)印刷业及纸业史料；　(六)出版类期刊；　(七)出版物目录。……

“本书史料稀见，多数是内部资料，并不公开发行，如商务印书馆的几种同人刊物《同德》《编辑者》《商务印书馆通信录》，大东书局重要社史资料《大东书局十五周年纪念册》，狂飙社出版部的史料《狂飙出版部》，上海书业商会的《上海书业商会廿周纪念》，中国著作人出版人联合会整理的盗版书目录《北平市查获各种被翻书籍一览表》，良友图书公司的《中国新文学大系预约样本》等。有些虽正式出版，但不曾重印过，如杨寿清的《中国出版界简史》等。有些出版类期刊由于发行量有限，流存下来的并不完整，虽经我们努力搜罗，仍有缺期，为保存这些史料，也予以收录。希望本书的出版，对相关的教学和科研工作有所裨益。”

《民国时期出版史料汇编》总计22册，影印出版，定价1.3万元。如此高的定价，会让绝大多数研究者的个人性收藏望而却步，这也是当前绝大多数影印历史文献的价格共相。《王伯祥日记》被豆瓣网友吐槽的另一个点，就是其不敢问津的价格。或许出版社也预计到这一层，以图书馆为目标订户的经营路数，使其印数一般不超过100套，这很容易导致一旦售罄即无处购买的境地。

相比之下，2012年湖南教育出版社出版的《近代湖南出版史料》，价格就大为便宜。该史料两大厚册，123.75个印张，142余万字，价格才248元。不同于《民国时期出版史料汇编》的拍摄影印，《近代湖南出版史料》则采用录入排印的方式。排印意味着对原初文本形态的旧貌更新，通过繁简字体的转换，通过校勘和标点，从而更切合于当下读者的有效查找和方便阅读，其编辑含量和学术含量都远远大于影印。编者黄林在该书“前言”中有一段感慨，他说：“五年来，编者念兹在兹，没有节假日，没有应酬享乐，不敢有丝毫懈怠，只因为承接了一件力所不能及的工作。”辛苦自然是一定的，凡有此类似经历者，都会感同身受，至于说力所不能及，则是编者的过谦之词。该书对近代湖南出版史料进行了较为系统的整理，内容包括“报纸出版”“杂志出版”“图书出版”“出版人物”“印刷与纸业”“出版发行”“出版经营管理”“出版团体”“出版理论研究”“出版统治”十个部分。编者所拟定的类目，乃扎根于所收录史料文献的实际情况，并融入了他对深具地域性特征的湖南出版事业史的思考。在资料的选取上，“主要来自清末及民国时期的报纸杂志，一部分来自省内外图书馆及档案馆的未刊文献，成文时间原则上以1949年以前为断，少数几篇新中国成立后写成并发表的回忆性文章，也仅限于作者为事件的亲历者，其余一概摒弃不用”[16]。《近代湖南出版史料》是大型丛书《湖湘文库》中之一种，编号为乙编之178、179。该文库得湖南省政府大量专项资金投入，又得国家出版基金项目资助，才使得如此区域逼仄的地方性出版史料，有了选题立项的机会。该书的出版意义还在于，它为地方出版史料的整理开启了先导性的成例，希望有更多的省份后续跟进，如此集腋成裘，由地方而全国，进而为中国出版史研究筑起更坚实广阔的基础。《湖湘文库》乙编中还收有黄林著的《近代湖南报刊史略》(编号35)一书，从他前期史料整理的辛苦耕耘，到后来史学研究的秋后收获，如此心路历程，编著者心中了然，在该书的“前言”中，黄林有着相当充分的表述，有兴趣者可参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