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文人多有记日记的习惯。这些日记若有幸留存至今，因其原生态的文献价值，而被历史研究者视若拱璧，近些年日记丛刊的大规模整理与出版，当缘于此种价值判断。于出版者而言，他们当中很多即是著名文人，即便不被视为文人，也一定是文人圈中的重要角色，乃至于核心的位置。他们司理着文人书稿出版之事，分任着与作者的联络与交流，以及筛选与评判书稿的工作，自然而然地，与各路有出书愿望的智识群体发生着工作上乃至情感上的关系，日之所记，书写的不啻是那个年代的知识群体交往互动脉络图，与静坐书斋的学人相比，他们有更多的社会性面向，其信息量之丰富与多元，可供各种目标研究者钩沉索隐于其中。先前出版的出版人日记中，有《张元济日记》(商务印书馆，1981年)、《叶圣陶日记》(山西教育出版社，1997年)等，这些日记后来都收录进传主各自的全集中，如《张元济全集》之六、七两卷，《叶圣陶集》之十九至二十三卷，便是其各自的日记集。

近年来日记出版的一个重要现象，就是大部头日记的影印出版。2011年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影印出版的《王伯祥日记》，全44册；2013年上海辞书出版社影印出版的《舒新城日记》，全34册；2014年中华书局影印出版的《蒋维乔日记》，全30册。这当然是日记传主勤勉书写的结果，日积月累，成就了皇皇巨册，而如今重见天日，获得出版的机缘，则得益于当下各种政府出版基金的扶持。日记传主们生前均是出版中人，身后沾益于基金模式而有幸临及其身，这或许是他们生前不曾料到的吧?他们的一生跨越不同时代，亦有多种文化或行政职务身份，有相当丰富的人生面向，但共同之处则在于，其一生的某个相当长时期或大部分时期从事于出版工作，并成就非凡，被人冠以出版家的称誉。如祖籍江苏常州的蒋维乔，1903年即进入商务印书馆，是该馆“常州帮”第一人。他致力于小学新式教科书的编纂，前后达10年之久。尤其是与张元济、高梦旦以及日本人小谷重、长尾槙太郎等联袂编写的“最新国文教科书”，是中国教育史上第一部真正具有现代意义的小学教科书，其厘定的教育目标主旨和建立的知识组织框架，堪称奠基性质的教科书文本，对后来的小学教科书编写具有规范性和引领性的贡献。蒋氏日记始于光绪丙申年(1896年)九月初二，止于1958年2月28日，共计63年，对于其商务十年的教科书编纂日记，如今的教育史和出版史研究者，如何可以错失这样原始而又鲜活的史料!

与蒋维乔相似，王伯祥也有十余年的商务印书馆编辑经历。他1921年入职商务印书馆，比蒋维乔晚了18年，算得上是商务印书馆的第二代业务骨干，主要编辑史地方面的书籍，直至1932年“一·二八”事变中商务印书馆遭遇日军轰炸后，他才转任于开明书店工作。在开明书店，他参与编辑中小学教科书，而最重要的贡献则是主持编印了《二十五史》《二十五史补编》等大型古籍。《二十五史》用殿版影印，在《二十四史》之外，加上了柯劭忞的《新元史》，以补《二十四史》之所未备，另外，《二十五史》还将王颂蔚的《明史考证捃逸》分割开来，排在明史各卷的后面。这样除了《新元史》之外，每史都有了考证。同时在各史的后面附加有《参考书目》，在全书的后面又附加了《人名索引》。这些编辑上的作为，都切合于现代史学的学术方式，扩充了传统正史新的文本内涵。在接续《二十五史》刊印后的次年(1936年)，王伯祥又有《二十五史补编》的辑印，在编排体例和选定书目方面，他广泛征求了一些著名史学家、目录学家的意见，《凡例》说对于正史表志“凡增补、注释、考订、校勘诸作，不问往哲遗籍，时贤近著，知见所及，靡不甄采，良以学者博综，无取专己，职在广罗，弗嫌标榜”。表现出了现代史料学视野下的对完备性的极致化追求，也体现了王伯祥作为新一代编辑，对在新史学环境下的古籍整理价值的重新确认、重新发现与重新塑造的过程。《王伯祥日记》始记于1924年，终于1975年，除了“文革”期间停记了几年之外，基本完整。在现代学者中，研究叶圣陶的商金林，研究郑振铎的陈福康，都曾从《王伯祥日记》未刊稿中辑录了大量叶、郑二人与王伯祥交往的资料[10]，如今一朝得以公开面世，定当使更多学者有更广泛的利用。(www.daowen.com)

论生卒年，舒新城(1893—1960年)比王伯祥(1890—1975年)生得要晚，死得要早，但舒新城1908年即在他15岁时，其日记就已留存下来，直至他去世，因而两人日记的时间跨度，大致旗鼓相当。舒新城在而立之年之后才进入出版界，之前他是以教育家名世，这个身份以及他的教育观念和教育研究上的成就，深得中华书局总经理陆费逵的认可与赏识，再三邀约其入局共事，先是1928年受聘任《辞海》主编，从1930年起，任中华书局编辑所所长兼图书馆馆长，人生重心从教育领域开始转向出版领域，日记中便有大量他关于出版活动中所作所为、所思所想的记载。就像《王伯祥日记》中呈现大量不为人知的开明书店细节一样，1930年后的《舒新城日记》中的中华书局史料亦是俯拾皆是，细大不捐，不避烦琐一一道来。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上海《出版史料》上曾连载了由卢润祥、赵春祥整理的部分舒新城日记[11]，多被出版史研究者征引，可见其价值。舒新城日记中记事之详赡，当是他本人一贯持有的强烈史料意识的产物，他撰写《近代中国教育思想史》，编辑《近代中国教育史料》，便得益于他广泛的教育史料个人收藏，这些个人收藏，后来在陆费逵的动员下转售给了中华书局图书馆。他的史料意识于日记中的体现，不仅翔实记载了他对社会时事的观察和分析，记录了他个人和家庭的生活日常，对于一些重要事件，还附有剪报或照片，甚至于传单和演出单，都成为他日记中剪贴夹收的对象。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的该日记，悉按原稿原样予以影印出版[12]，这种还原存真的整理出版方式，应当最贴近日记传主的心思，对学术研究也最有价值。附带说一句，作为日记出版者的上海辞书出版社，早期的历史是中华书局20世纪50年代搬迁北京后设在上海的一个分社——中华书局辞海编辑所，舒为首任所长，直至1978年，才从中华书局名义下完全脱离出来，成为一个独立的出版主体，其图书馆的藏书，多数继承了原舒新城任馆长的中华书局图书馆的遗留，在全国所有出版机构中，以上海辞书出版社图书馆藏书最为丰富，其原因即在此。舒新城去世后，他的妻子刘济群于1981年，将日记80余册全部捐赠上海辞书出版社图书馆珍藏，渊源也当在此。这样的出版故实，也算是一段出版史料了。

2014年12月，上海辞书出版社又出版了《舒新城日记索引》(董一鸣、谢坤生、秦振庭编)，将“原书中所涉及的人名、机构名、著作名逐一标引编辑成册，以裨更好地发挥原书作用”[13]，这种贴近读者需求的做法，特别值得普及于所有以影印方式出版的日记。影印的优点在于存真不失原貌，在采信上要胜于排印整理出版。缺点是，若日记传主字迹潦草，则辨认为难。有使用者在豆瓣上吐槽《王伯祥日记》说，王氏日记竖排毛笔草书，又不加句读，“对谁都是很大的考验”，他看的时候，曾经先后请了专业是古代文学、练过书法的朋友，以及图书馆的两位文字学的老师，他们对一些字词都难以判断，其难度可想而知。[14]若出版《王伯祥日记》的国家图书馆出版社，也效法《舒新城日记》的做法，曾经编过《二十五史人名索引》的王伯祥若泉下有知，一定乐于欣见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