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集，以一种出版的方式，表达了出版者对写作者近乎最高级别的文化礼遇，它试图将写作者平生所有文字一网打尽，不论其是公开发表的，还是私密性质如日记、书信之类，均认可其纸墨上的价值。一旦有机会出版全集，往往表明了他在其所在的文学、学术或文化领域里，具有了符号象征意义，这为他今后进入经典化的历史性书写提供了通道。

2007—2010年出版的10卷本《张元济全集》，是中国内地出版界第一次为一个出版家身份的人出版全集。出版者商务印书馆以此方式纪念它的杰出前辈，胜过任何言语文字的礼赞。《全集》主编张人凤在撰文介绍其编辑始末时，特别指出《全集》的出版，是商务印书馆对张元济著作长期规划而水到渠成的最终结果[6]。若干年来，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张元济著作绳绳相继，其一连串的书目单，清晰地显示了它的出版“路线图”：《张元济书札》(1981年)、《张元济日记》(1981年)、《张元济傅增湘论书尺牍》(1983年)、《张元济诗文》(1986年)、《校史随笔》(1990年)、《张元济书札(增订本)》(1997年)、《张元济古籍书目序跋汇编》(2003年)和16种《百衲本二十四史校勘记》(整理稿誊清本，1997—2004年)。这些单行本的汇编，构成了《全集》的主体内容架构。但此次张元济遗文的全部结集出版，绝不是简单的聚合而已，它投入了主编者大量的编辑工作，除了按文献的体裁和写作时间先后作编排之外，主要还有如下工作：对一些不太完整的信件或文章做了进一步考订；对原来不署书写年份的书信或文章的书写年份尽量作出考订；尽力寻找原稿(包括原稿复印或影印件)或初次出版物，纠正以往历次公开出版过程中造成的文字错误，保持历史文献的原真性。[7]特别要指出的是，该次《全集》编入了商务历年股东会、董事会记录簿内张元济所作的工作报告、讲话、发言、提交的议案等。这些记录簿被看做是商务馆史资料中的镇馆之宝，从未公开发表，见过的人不多，引用过的人更少。这些报告、讲话，大大丰富了《全集》的内容。从文章篇幅(不包括古籍序跋)看，关于商务工作的占了近40%，真实地反映了张元济一生将主要精力投身于商务印书馆事业的事实。[8]

继《张元济全集》之后，商务印书馆史上的另一大掌门人王云五的全集，亦于2013年由九州出版社出版。在此之前，内地曾有《王云五文集》(2008年江西教育出版社)的出版，时隔五年后又有其全集的问世。此套全集乃台湾“商务印书馆”出版的《王云五先生全集》的简体字版，只是在体例、格式、标号和文字等方面，作了必要的整理订正，并省略各册相互重复的篇目，增补了最新发现的著作[9]。王云五一生经历丰富，又勤于著述，因而收罗在全集中的字数达700余万字，总计21册30种。正如《张元济全集》中含有作者大量诗文、书信和古籍研究的文字一样，《王云五全集》中也只有部分卷集，纯为他关于出版文字的论述，这反映了一个杰出的出版家应有的博杂学识与广泛交际。王云五年轻时耽读《大不列颠百科全书》，执掌商务印书馆编译所以后，策划各类型丛书，尤以包容百科的《万有文库》著称于时；他对刊印中国版的百科全书，亦念之系之，惜恪于形势，未能在其任上如愿。正是他广博的学识，兼之他善于应用现代西方的管理模式及开拓勇为的个人性格，才使他站在了中国出版家的峰顶之上，赢得了包括张元济在内的商务印书馆同人的高度认可。王云五后来在内地长期广受争议，是他1946年弃商从政、脱离商务印书馆而入职国民政府所导致的结果。在高度政治化的时代，政治话语主导的人物评价模式，曾长期形塑了人们固化的历史判断，直到近些年来才出现明显变化，容受多元化的视角，从《王云五文集》到《王云五全集》的出版，亦能见出这一变化的端倪。(www.daowen.com)

就个人的出版事功及对社会的出版文化贡献而论，可与商务印书馆的张、王比肩者，还有中华书局创办人及总经理陆费逵。基于盼望《陆费逵年谱长编》的同样心情，我们期待着他个人全集的早日出版。不同于世界书局总经理沈知方是一个纯粹的出版企业家，陆费逵有相当多的著述行世。他早年曾任《楚报》主笔，1909年创刊并主编了著名的《教育杂志》，因而完全可以说，文字撰述是其早年的当家本行，特别是其在辛亥(1911年)前后有关教育的宏言伟论，为他赢得了教育家的专门指称。2000年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了一套《中国近代教育论著丛书》，其中就收有吕达主编的《陆费逵教育论著选》。在该书的末尾，开示了一个附录性质的《陆费逵主编的报刊和著作年表》，除了上文提到的《楚报》和《教育杂志》外，还有《岳武穆传》(1904年，未刊)、《恨海花》(1904年，未刊)、《图书月报》(第1期任主编，后任编辑，1906年)、《世界教育状况》(《教育杂志》临时增刊，商务印书馆，1911年)、《实业家之修养》(中华书局，1914年)、《国民之修养》(第一编，中华书局，1919年)、《教育文存》(中华书局，1922年)、《青年修养杂谈》(中华书局，1926年)、《妇女问题杂谈》(中华书局，1926年)。上述列举，呈现了这样一个基本事实判断，即陆费逵公开发表的著述文字数量，虽少于王云五，但一定多于张元济，因而具备了编纂全集的基本资料条件。作为机构方的中华书局，这些年每遇逢五逢十局庆，必定要刊印本局的历史文献，在自家身世的盘点和重视程度上，中华书局的作为与商务印书馆不相伯仲。中华书局还是出版史学术研究的热心支持者，2015年创刊的《中国出版史研究》，即由中华书局主办，它接续停刊的《出版史料》(开明书局出版)，是中国目下唯一一部出版史专业刊物。然而遗憾的是，中华书局创办人的年谱和全集至今缺席，想必其中别有原因存焉。陆费逵卒于其人生壮年，1941年在香港突然病逝时才56岁，动荡的抗战岁月，又客死他乡，这些因素都不利于他私人文字如书信日记(尚不知他是否有记日记的习惯)的留存，而《张元济全集》十卷本，日记和书信占了其中的五卷。张元济和王云五都活到九十余岁的高龄，在其人生谢幕之际都受到各自当局者的高度礼遇，这也有利于他们资料的保存和延续。际遇的差别，一定会影响到结果，个人年谱和全集的有无，亦是被间接影响到的结果之一。

据笔者搜检所得，近年来有三本陆费逵的著作出版，它们是《陆费逵文选》(中华书局，2011年)、《陆费逵自述》(安徽文艺出版社，2013年)、《陆费逵谈教育》(辽宁人民出版社，2015年)，说明陆费逵从未淡出人们的视野。若能仿效商务印书馆的做法，花大力气并以开放的心态收集和挖掘各种公开和私密的材料，编纂其个人全集还是有可能的。作为中华书局的长期主持人和上海书业商会多年的会长，陆费逵的讲话、工作报告、议案之类，当还有相当数量存世，仅《申报》上就载有他不少公开谈话，每当出版界遇到大事需要协调时，他往往代表书业商会出面表态。陆费逵交游广泛，作为过去主要通讯方式的书信之类，亦当有不少留存。如果判断成立，我们就更有理由盼望陆费逵年谱和全集早日问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