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出版史学界，与商务印书馆相关的史料长期以来一直都是被关注的重点。张元济(号菊生)作为商务印书馆的奠基者与灵魂人物，对他的研究是中国近代出版史中最有建树的领域之一，仅各种张元济传记的出版就达十余种之多，学术论文更是以千百计数。年谱作为传记的特殊体裁形式，它是以时间为坐标，史实为横断面，汇集谱主生平事迹、著述及其他史料的资料详编。早在1991年，《张元济年谱》就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该年谱总字数达71.8万字，算得上是长编年谱了，它为后来的张元济研究热及张元济传记著述的兴起，奠定了坚实的史料基础。

《张元济年谱》主编张树年，为谱主之哲嗣，这种亲属关系所拥有的得天独厚的资料条件，是该年谱所以能“编长”的重要因素。同时我们也应注意到，商务印书馆作为该书的出版者和传主历史渊源的承继者，从旁给予的协助，与有力焉。当年陈瀚伯曾亲赴上海办事处，查找了许多历史材料，并将这些材料运往北京，同时设立了馆史研究室，举办馆史展览；后继的商务领导如陈原、林尔蔚、杨德炎、于殿利等，都萧规曹随，先后多次组织馆史研究。[2]商务印书馆馆史研究室中所藏的《商务印书馆董事会记录(未刊稿)》《商务印书馆股东会记录簿(未刊稿)》，为《张元济年谱》的史料来源之一。[3]而1979年商务印书馆创刊的内部刊物——《商务印书馆馆史资料》，其1～47期，也被编者列入了《张元济年谱》的参考文献之中。该刊以抢救的方式，保存了大量珍贵的第一手资料，1993年曾因故停刊，时隔19年之后的2012年又重新复刊，于2015年9月续出至新5期。该刊也是目前国内唯一一本专论本机构历史的史料性刊物。

从历史上看，商务印书馆之重视馆史，并不是20世纪80年代才开始的做法，而有着更为久远的传统。在民国时期，商务印书馆每每逢五、逢十周年，必定要大张旗鼓，庆祝一番，作为商务印书馆元老的张元济，这些日子就显得更加忙碌，当时上海发行量最大的报纸《申报》对此事有追踪报道。如1926年8月8日下午，商务印书馆职工会暨同人俱乐部发起三十周年庆祝大会，次日的《申报》便详细报道了其前后经过。在此次庆祝会上，张元济代表馆方，在致职工会答词之余，“并代表公司敬赠银盾大鼎一座，由工会方面代表接受，并致谢意”(《申报》，1926年8月9日)。在《张元济年谱》的相应日期条目中，亦记载了张元济的此次活动，并从《商务印书馆1897—1927工运史料》的《蒋钟麟回忆稿》中，摘录了张元济此次发言的内容，但回忆稿中的内容表述与《申报》新闻稿中的文本不大一样。2011年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张元济年谱长编》，则完全誊录了《张元济年谱》中的本条条目内容。这种前后一致，也印证了张杰在《序一》中所说的：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张元济年谱长编》，即是商务印书馆版《张元济年谱》的扩展版。《张元济年谱长编》长达180.9万字，分上下卷，两大厚册，是昔日商务版《年谱》容量的两倍有余，说明在资料内容的深度和广度上，确有了大幅度的拓展，而且体例上有所改进，一些史实得以重新考订和厘清，纠正了过去文本中的一些讹误。[4]

《张元济年谱长编》是由柳和城、张人凤合作完成的，此前，他们亦一同参与了《张元济年谱》的编著。柳和城为商务印书馆史研究专家，著有《张元济传》(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张人凤则是张树年之子、张元济之孙，著有《智民之师：张元济》(山东画报出版社，1998年)。在《张元济年谱》出版后，他们一直勤勉收集新发现的史料，得益于近十几年来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的推动，大量书札、日记、稿本和抄本等文献纷纷问世；另外，随着内地档案管理制度的改革，使得近二十年来档案的开放度也越来越大，许多原本无法亲眼见到的有关张元济和商务印书馆的新老档案文书和张元济佚文旧札纷纷现身学界，这使得《长编》的问世不仅有了可能，也有了必要。[5]这是《长篇》之所以能在数量和质量上更上一层楼的主客观原因。邹振环在为该书所写的序中，专门指出了这一点。他接着进一步评价道，《长编》的成果，反映了张元济研究“切切实实的推进”，可看成是“新时期中国学术史”进步的一个缩影。在笔者看来，该成果同样也反映了商务印书馆史及其所代表的近代出版文化史研究的步步深入。把张元济及其所在的商务印书馆放在中国近代文化史的脉络中去认识和理解，是近些年来商务印书馆史研究的主要价值取向，这种文化史视野的观照，使得商务印书馆及其主事者们的研究，获得了开放的研究空间和蓬勃的学术生命力。(www.daowen.com)

而今随着新学术工具如各种文献数据库的纷纷创建，借助于计算机强大的检索功能，定当还会有新的张元济史料被不断挖掘出来，“长编”还可以继续“长”下去。笔者曾尝试分别用“张元济”和“张菊生”作搜索词，查找爱如生《申报》数据库，就检索出数十条《年谱长编》中不曾编入的资料。20世纪30年代中后期开始，商务印书馆经历了数次劳资纠纷，几乎每一次劳资关系谈判中，《申报》上都有关于张元济在场的新闻报道，在公司股东资本利益与职工同人薪酬福利的较量和考量中，显现出张元济更为丰富的性格和人格面向，而这一点，在诸多出版的张元济传记中往往语焉不详。

在近代出版人物圈子中，张元济当然不是唯一被编写年谱者，甚至不是最早的年谱传主。1991年商务版《张元济年谱》所列的参考文献中，就有台湾“商务印书馆”1987年出版的《王云五先生年谱初稿》(王寿南编)。王云五(号岫庐)是继张元济、高梦旦之后的商务印书馆编译所所长，后来又担任商务印书馆总经理，执掌商务印书馆馆务多年，其在出版史上的重要性不问可知。据该书编者王寿南在《自序》中所言，他写作此书所用的材料中，有相当一部分来自王云五本人生前不愿公开出版的自编年谱，好在该自编年谱内容的极大部分编入了王云五著的《岫庐八十自述》(台湾“商务印书馆”，1967年)中。而《岫庐八十自述》，内地有节录版的刊印(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王云五生前还著有《商务印书馆与新教育年谱》(台湾“商务印书馆”，1973年)，该书被收进了内地出版的《王云五文集》(江西教育出版社，2008年)中。未曾公开出版的出版人年谱中，还有《陆费伯鸿先生年谱》，该年谱由郑子展编，1946年7月作为内部资料刊印。作为民国时期第二大书局的创办者和长期主持人，以陆费逵(字伯鸿)其实际的影响力，的确该有一本与其地位匹配的公开出版的长编年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