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90年代中国互联网的出现与普及，使得网络受众越来越多，不同于传统的新闻媒介，网络没有地域时间限制，具有快速、多元、匿名等特性。2000年开始出现了对网络受众的大规模研究，学者通过对大量的有关网络受众的调查数据研究发现，网络受众呈现大众化趋势，其上网的主要目的是获取信息，常用工具是电子邮件和搜索引擎，对网络广告的认可程度在不断提高，并发现开展电子商务的时机日趋成熟，同时网络受众对黄色信息存在猎奇心理，网络受众浏览的网站日趋集中，网络受众的注意力呈现“马太效应”[97]；网络环境产生了新的传播媒介，受众和新媒体的互动关系开始出现[98]，网络的利与弊也开始受到学者重视，开始探索网络传播对受众的负面影响[99]，如网络传播的非理性、无序等。伴随着网络的普及，学者对受众的传受地位也展开了分析[100]，认为网络时代受众既有被动接受信息的形态，同时也是信息的传播者和生产者；朱金平对受众出现的这种逆向传播进行了探讨，探析了这种现象的形成原理、表现形式以及媒体如何调整与受众的关系[101]。受众的身份定位、文化程度、经济收入、地域分布、行业分布和需求意向等方面都发生了变化，曹小英认为这些变化对网络媒体的发展既有正性的一面，也有负性的一面[102]。造成其负性影响的因素不仅有来自网络机制方面的，也有来自网络受众自身方面的，因而加强受众群体网络素质建设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网络时代带来了不同载体信息的传播形式，图片是其中之一，读图时代的来临，不但标志着一种文化形态的转变和形成，也标志一种新型传播理念的拓展和形成。当然，这更意味着人类思维范式的一种转换。刘波、李培林以及谢昌军就读图时代的受众心理和阅读取向进行了探索[103][104][105]；刘昊结合网络受众特点和互联网的特性，探讨了网络新闻传播策略，认为做好网络新闻传播工作，应从突出网络新闻的个性化、主动避开网络新闻与网民间障碍、充分发挥互动的作用、提供高质量的信息四个主要方面入手[106]。关于网络受众分析的研究还有很多，如蔡骐和谢莹对网络恶搞文化的受众分析[107]，陈红莲对网络流行语的受众心理的分析[108]，等等。胡瑛认为网络时代的受众，尤其是粉丝文化已经超越了主动性和被动性的简单对立[109]。

以互联网和手机等为代表的数字化新媒体的出现及其对文化的意义，不亚于中国人发明纸张的意义。新媒体的出现及影响是全面而彻底的，它不仅影响了我们的日常生活和思维模式，更对整个世界的经济、文化、政治等诸多领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王怀春认为个体与媒介的关系是一种动态发展的关系[110]，从传统媒介时代进入到新媒介时代，个体与媒介的关系正发生着变化，主要表现在个体对媒介的精神性依赖进一步加强，实用性依赖日渐突出，二者的结合使得新媒介对个体的控制愈加有力而隐蔽，这与新媒介自身的属性密切相关。我们只有加强媒介素养教育，使个体能够理性地认识和面对新媒介，才能形成健康、合理的媒介关系。手机出版的出现给传统出版业带来了深刻的影响，并以其独特的传播方式，吸引着传统媒介的受众，于是也出现了关于移动受众的研究，如手机APP的受众研究[111]。传播媒介的变化对受众的影响是巨大的，手机视频受众的研究也开始出现[112]。

博客作为Web 2.0的主要媒介之一，在2005年国内各大主流网络门户之间的竞争中得到网民的热烈追捧，给传媒界带来了巨大的影响，彭兰从博客传播中的传播者、受众和传播渠道这三个要素及其作用机制入手展开分析，认为博客虽然有分权的作用，但这并不意味着权力的平等，在博客世界同样存在权力的不平衡关系[113]。社交网站作为另一个主要的媒介平台，詹恂和古玉立调查了我国校园SNS受众的社会结构特征、媒介接触情况、媒介使用偏好和媒介使用满意程度，结果显示了我国校园SNS受众的一般特征，并在此基础上证明寻求网络认同依然是SNS媒介使用的首要功能，人际交往并没有现实回归[114]。

2010年伴随着国内微博的兴起，微博受众的研究也开始涌现，微博就是微型博客，每次发布消息有字符数量限制。用户可以通过电脑、手机、即时聊天工具等多种途径随时随地向网站发布文字、图片和视频等内容，同时可以实时跟帖及转发某些用户发布的信息。微博的出现，满足了信息加速传播和简单易得的需求，并且受众的选择权、知情权、表达权、监督权得到了空前的保障[115][116]。微博在受众地位改变、受众话语权扩展、受众使用体验突破以及受众社交网络拓展方面具有长处，同时微博也存在吞噬受众时间、信息内容深度缺失、信息质量良莠不齐、话语权暗藏不平等的负面影响[117]。微博以及后来出现的微信等社交媒体从传播模式到传播内容都与传统媒体有较大的不同，社交媒体加剧了受众的媒介依赖，造成受众的碎片化生存[118]和粉丝型受众[119]。总的来说，微博和微信作为新媒体平台，受到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如微博受众的使用心理[120]、微信公众平台的受众研究[121][122]，等等。然而对其研究范围并不局限于传播与出版领域，在信息科学中使用社会网络技术分析和挖掘微博平台用户的行为模式、进行信息推荐、发现兴趣社区等研究十分常见，这也反映出目前受众研究的一个重大转向，即由受众研究转向用户研究。(www.daowen.com)

博客、微博以及微信等社交媒体平台的流行，孕育了草根文化和草根明星。从受众心理分析的维度，草根明星在广大受众中迅速走红的原因分为受众的主动心理选择和媒体对受众心理的迎合两个层面。对于受众来说，对草根明星的追捧是一种逃避性的代偿行为，为其提供了放松身心、舒缓压力的途径。草根文化来源于阶层区隔，草根明星和普通受众有一种天然的亲近性。草根明星扮演着这个时代重要的意识形态幻想，是广大受众乐于接受的自我满足的意识形态神话。同时，广大受众对于草根明星的关注和持续喜爱，与草根明星在成名前媒体的推手作用和成名后媒体的后续包装及制造的新噱头是分不开的。宋辰婷认为草根文化发展中的最大问题是来源于阶层区隔，却没有形成属于自己的真正的阶层文化[123]。

另一方面，虽然在网络时代草根文化盛行，受众的地位实现了更大程度的逆转，但学术界对此也有不同的声音，如杨慧琼认为在媒介议程设置效果的作用下，网络媒介的交互性、提供给受众的信息选择的主动性、发表意见的自由、超文本超链接等特点，使得网络受众与媒体的价值倾向高度一致，更能帮助和体现媒介的强大传播效果，说明了传统的传受关系在重大事件上没有任何实质性的改变，也说明了在根本上网络受众的被动地位没有改变。但由于其以马加爵事件来进行论证，该事件主要受国家司法部门掌控议程，网络受众和媒介议程高度一致的态度也可以理解[124]。乐程总结了网络时代受众概念逐渐模糊，传者和受者的界限逐渐模糊，受众的主体意识、理性逐渐增强，受众的本位意识崛起已经影响到了网络传媒的导向[125]。

关于网络受众研究的另一个方向是关于网络舆情中受众的研究，网络谣言泛滥于网络传播，很大程度上是受众在现实矛盾中滋生的情绪和心理转移到被热议的话题中，而不在乎这个话题本身是否真实，此时的话题只是发表言论和抒发情感的借题。受众的同情心理、从众心理、窥私心理、泄愤心理、投射心理等多种复杂综合的心理状态，推动着谣言从发布、轻信、增添、扩散到成为焦点，这既促成了网络谣言生成的整个传播过程，又体现了网络谣言生成的受众心理过程。因此，黄卫星和康国卿认为，要遏制网络谣言的泛滥，就必须对网络传播的主体和受众进行规范和教育引导，并且政府和有关媒介也要负起管制和监督的责任，健全相关网络法律法规，完善网络谣言管理的机制[1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