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众属于出版传播学范畴，关于受众的理论有大众社会理论、使用与满足理论、沉默的螺旋，等等。关于受众的理论学者们也展开了探索与研究，如认为沉默螺旋不仅不是普遍规律，而且在意识形态冲突的社会完全失效，代替沉默螺旋的则是舆论背反模式[84]；李本乾和张国良运用分层随机抽样方法，从经济领域检验受众议程、媒介议程与真正现实三者之间的关系，认为三者之间是否吻合，不仅涉及客观现实，而且关系到主观标准，三者之间的吻合与否具有一定的多样性、复杂性和不确定性[85]；赵志立在网络视角下，对使用与满足理论进行了再认识，认为网络环境下受众的中心地位明显提高，网络的多元性、匿名性等特性使得网络受众特征也出现了新的变化[86]；臧海群和张国良认为受众研究具有跨学科性质，需要使用跨学科的研究方法来研究受众[87]；侯斌英认为当代中国大众文化的传播主体与受众之间其实应该是一种“主体间性”关系，应该把“主体间性”概念引入当代受众研究的视域之中[88]；阎佳畅通过对媒介研究中的“受众参与”理论以及社会学中的“社会分层”理论的整合，提出“受众分层参与”的观点，致力于借助社会学的分层视角展现一种对受众民主参与的研究，为受众分析提供一条更为细化的、冷静的判断路径，并探讨其在媒介发展、社会进步以及民主化过程中可以起到的积极作用[89]。

中国的受众研究也受到西方受众理论的影响，国内学者对国外受众理论也积极进行解读引进再探索，如费斯克的生产性受众观引起了国内学者的关注[90]，生产性受众观把受众和传者放在同一个平行位置，双方都是意义的生产者，更加关注受众的实践性、能动性和创造性；在大众传播活动中，受众的行为很大程度上是由个人的需求和兴趣来加以解释，李苓通过使用海德的平衡理论^[1]来探讨受众的兴趣与需求究竟有怎样的关系，媒介与受众的需求关系以及媒介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帮助受众通过对信息的使用来获得其需求的满足，使传播者在把握受众飘忽不定的兴趣需求方面变得比较有规律可循[91]；早在1985年，麦考姆斯和韦弗曾提出，将议程设置和使用与满足学说协同起来，构建一种综合了受众中心和媒介中心的新取向，陈燕华认为这才是比较全面、科学的受众研究取向[92]；刘友芝尝试在霍尔的结构主义分析方法的基础上对其编码解码理论模式进行经济学的跨学科研究，以期对现实的受众解码方式进行理论与实践相统一的合乎逻辑的探析[93]；超越主客观二元对立的布尔迪厄场域理论，为网络时代的科学传播受众的特征作出了更经验主义的注解，黄时进使用该理论分析了网络受众的时代特征[94]；Nicholas Abercrombie和Brian Longhurst提出了一个新的范式——观展、表演范式(Spectacle Performance Paradigm，又译为景观、表演范式或奇观、表演范式)，黄鑫以此范式为理论依据来分析互联网环境下受众新的变化[95]；刘海龙说明中国的受众研究并不是在舶来的美国传播研究的影响下产生的，而是党报群众路线、社会主义民主观念和市场经济的产物。中国的受众研究和传播研究从一开始就带有深厚的本土化特征，西方传播学不是主导了中国传播研究，而是被整合进了中国的传播研究之中[96]。(www.daowen.com)

总的来说，对于受众理论的探索，国内学者既积极借鉴国外的传播受众理论，也形成了具有本土特色的理论研究体系，伴随着受众研究的深入，传播学、社会学、心理学、信息科学等学科的理论与方法也会逐渐被引入到受众研究领域，受众理论体系将继续丰富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