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众本位论或受众中心论的确立，吸引了大量的学者进行探索[15-22]，传媒机构以及学者们开始意识到受众不再是媒介的“应声虫”，而应该是理性的解读者。任何转变都需要一个过程，事实上在新世纪之初受众的地位仍亟待提高，媒介机构需要提升受众的本位意识。同时，学者们也认识到新闻受众中的女性缺席现象[23][24][25]以及被动与沉默[26]，开始关注女性受众在传播领域中的人权诉求[27]。面对受众的地位现状，学者们建言献策，呼吁继续加大对受众的重视程度，满足受众需求，发挥受众主体作用，开拓网络市场[28][29][30][31]，并指出传受双方的沟通是改善传播效果的有效途径[32]。总的来说，受众本位论的确立是新时期受众地位最明显的转变，引发了学者积极的探索，由于受众中心地位的确立，媒介需要具有为受众服务的意识，满足受众的需求。这一时期也出现了从受众角度审视播音创作、网络广播的研究[33][34]，从受众为中心来进行网络资源的建设[35]的研究，等等。

另一方面，针对受众本位意识过分渲染的现象，焦江方提出了正确应用于我国新闻实践的方法：满足受众“健康本位”需求，培养受众“公共本位”意识[36]。虽然当时对受众本位的提法学术界还有争论，但大多数理论和实际工作者最终还是认为，从功能的单一到功能的多样化，从传播者本位到受众本位，从宣传本位到新闻本位，从仅仅把新闻事业视为上层建筑意识形态到承认新闻事业的产业性，并将市场机制引入传播领域，这是我国大众传播业发展的历史轨迹和趋势。王彩娜等学者认为电视业要想获得大的发展，就必须加强受众研究[37]。

当然受众的本位意识增强，也给传媒造成了偏差，即在建立为受众服务的观念时，忽略甚至放弃了社会责任这个非常关键的前提和基础，如出现了媚俗、庸俗等对社会和受众不利的现象[38][39][40]，传者和受者的融合，也造成了电视新闻娱乐化的趋势[41][42]。王耀民对这种现象进行了分析，认为我国大众传媒对受众认识陷入了多个误区[43]：一是对受众层次多样性的认识单一化，低估受众，导致新闻媒介定位低俗；二是缺乏对单个受众个体需求多样性的认识，只求娱乐功能的满足；三是一味消极、被动地迎合受众需要而缺乏积极、主动的引导。而有些学者则认为大众传播的走向不是“以受众为中心”，而是一个“去中心化”的过程。媒介应该既要满足受众的需要，又要积极引导受众，受众应该对媒介的传播积极参与并做出及时的回应，二者在沟通、交流与反馈互动的基础上构建和谐融洽的关系[44]。对受众本位论的认识，学者也进行了深入的思考，认为过度推崇受众本位论导致传者本位论的矫枉过正，很大程度上削弱了媒介正常功能的发挥，表现在媒介的社会功能和社会责任弱化、媒介的品位低俗化、媒介的主体性弱化，等等，只有正视受众本位论，做到传者、受众兼顾，充分发挥媒介的主导性，才能既满足受众需求，又促进媒介的健康发展[45]。(www.daowen.com)

受众本位论是新闻理论上的新突破。然而，“受众本位”论也存在理论上的缺陷：首先，“受众本位”论在对“传者本位”论辩证否定的同时，也抛弃了其中一些好的东西，如传者的自身定位的明确性以及传播目标的明确性等，在一定意义上，也就放弃了引导、教育群众的责任与意识；其次，在实践中，“受众本位”论无法提出提高传播效果的行之有效的办法，陷入两难境地。所以，我们要坚持正确的受众意识：新闻报道不能无条件地追随受众，但受众的选择决定报道的生死。坚持受众与媒介并重的二元论，才能正确地认识受众的地位[46]。“传者本位”和“受众本位”之间保持必要的张力，不但可以开阔新闻传播的视角和思路，丰富新闻传播的内容和方式，同时也有利于促进新闻传播的健康发展，实现传媒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统一[47]。

关于受众地位的另一个研究视角是受众商品论[48][49][50][51]，该理论认为广播和电视提供了一种特殊的产品，表面上看是播放时间，实际上是将受众的忠诚度卖给了广告商，媒体实际上是“发展受众对广告商的忠诚度”。认为从旧媒体时代走向新媒体时代，媒介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但受众仍在媒介经济生产和再生产过程中扮演角色，决定了受众商品论还有其理论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