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出版的非物理属性使其具备国际化的天然优势，正如孙赫男所言，“数字出版打破了地域局限，为出版产业打开了国际化的大门；只有国际化，才能发挥数字内容的最大价值和市场潜力，两者之间的密切关联是与生俱来的”[142]。随着我国出版业数字化转型、行业信息化标准建设、数字印刷和绿色印刷工程以及数字出版产品“走出去”工程的启动实施，通过与海外出版商、渠道商、技术商的合作，数字出版产品在出版“走出去”的众多产品中脱颖而出。数字出版产品出口金额不断增长，2013年达89.71万美元；产品结构日益丰富，“以期刊数据库、网络游戏为代表，涵盖网络出版和电子书”[143]等多种产品形态。

为促进我国数字出版更快更好地“走出去”，相关研究如雨后春笋般出现。肖洋、谢红焰对我国数字出版“走出去”的轨迹做了描述：从数字产品的内容看，呈现从科技期刊数据库到各类引导外国读者认识中国文化的数字出版物的“从科技到人文”的嬗变轨迹；从“走出去”路径看，呈现“从产品到资本”的发展脉络；从出口地区分布看，呈现从欧美到全球的拓展轨迹。他们同时指出，我国数字出版“走出去”存在版权授权减少、纠纷增多，内容与文化水土不服，没有稳定的盈利模式，体制观念滞后等问题，需要政府加大扶持资助力度，出版企业创新数字出版产品形式，集中资本、品牌、人才规模合力出击。“数字出版产业要坚持全球生产与销售一体化的商业策略，一方面促进数字出版贸易输出，开拓全球消费市场；另一方面进行全球文化生产，让出版企业落地生根，实现数字出版‘走进去’”[144]。陈洁、谢铝菁试图从网络书店和电子阅读器的商业模式及数字出版产品终端载体形式的创新三个角度，探寻中国数字出版“走出去”的路径[145]。张金指出，目前我国数字出版“走出去”恰逢其时，出版企业可通过与海外出版商、渠道商、技术商合作，让我国数字出版物“走出去”，也可直接操盘，实现数字出版物“走出去”[146]。王春林在分析数字传播技术给中国文化带来的走出去的机遇和挑战的基础上，提出要通过加强数字出版内容建设，加强中国版权贸易国际化平台建设，以及构建国际一流的数字化传播体系等措施推进中国文化走出去[147]。曹雨凡对数字版权贸易做了专题研究，他通过分析2008—2012年我国数字版权贸易状况和我国数字版权贸易的优劣势，提出创新数字版权交易模式、推进产业运营市场化和完善法律、人才培养等配套与衔接体系等促进数字版权贸易良性发展的对策[148]。张炯认为，数字出版具有低碳经济、知识经济和数字经济的特性，在数字出版走出去的进程中，要特别注意标准化和国外目标市场定位两个问题，合理采用产品、资本齐输出的“两条腿走路”策略、资源利用最大化的“化整为零”策略和产业集群发展的“化零为整”策略[149]。陈少华针对我国数字出版走出去的五大不足——缺乏“走出去”的数字出版骨干企业、缺乏对国外数字阅读市场的系统了解和研究、未形成面向“走出去”的数字出版产业链、国内外文化差异障碍、数字出版企业缺乏国际市场经验，提出助推我国数字出版走出去的10条路径和策略，如扩大和创新数字出版国际贸易方式，借助国际电商平台对外输出数字化中文书报刊等[150]。廉同辉等人专门分析了文化走出去视域下的数字出版内容建设问题，“从精选经典著作、民俗文化及历史遗迹元素，遴选反映改革开放成就的素材，挖掘国际友好、国际真相的题材，加快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走出去’进程等方面提出了数字出版内容创新策略”[151]。(www.daowen.com)

数字出版不仅成为“走出去”的新动力，而且会在很大程度上改变出版国际贸易，为出版国际贸易提供新的路径。李怀亮、佟雪娜从文化贸易的角度对此进行了系统分析。他们指出，在数字化条件下，文化生产和贸易的主体泛化，文化产品的表现形式日渐多样化，新型产品样态不断出现，品牌聚合功能愈发强大，渠道和物流成本降低，版权保护要求增强，各种贸易壁垒功能减弱。这些特点导致文化国际贸易方式发生改变，EDI数据交换、电子货币、在线支付渐成主流，文化产品和服务的国际贸易扩大效应、替代效应和条件效应加强，网络互动式营销、定制式营销、整合式营销受到关注。政府和企业需要采取有力措施，积极应对文化国际贸易的这些新特点、新变化[15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