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以来有关版权贸易研究的主题可以概括为三类：版权贸易的现状、问题与对策，版权输出及其他。

对版权贸易发展状况的整体研究属于版权贸易研究的基础课题，因此，该主题一直备受专家学者关注。2010年以来专题讨论版权贸易发展状况的论文，代表性的如金元浦、崔春虎的《中国对外出版及版权交易年度发展研究：现状、问题、特征与趋势》、李丹丹的《我国图书版权贸易30年研究》、尤建忠的《2012年中国图书版权输出热点和发展趋势综述》等。一般而言，这类研究重点关注某一时期我国版权输出与引进的数量、地区分布、品种结构以及版权贸易存在的问题与解决策略。例如，貌晓星、张洪波从分析版权输出与引进的品种数量、国家和地区分布、全国各省市版权输出与引进情况入手，归纳出2010年我国版权贸易的五个特点：引进畅销书层出不穷；部分输出图书造就国际畅销书神话；政府多项政策鼓励引导“走出去”；输出图书版权品种多样化，当代中国题材增多；“走出去”形式多样，逐步由华语圈走向欧美主流社会，呈现“立体化”趋势，整体水平正在提升[69]。

对国内各省区市版权贸易发展状况的研究属于版权贸易发展状况研究的子领域，也是研究者比较关注的一个领域。在检索到的论文中，有3篇涉及该主题：韩晶的《广西—东盟图书版权贸易发展现状考察》、张苗和耿小红的《河北图书版权贸易竞争力研究和发展策略》、周震的硕士学位论文《湖南图书版权贸易发展研究》，分别对广西、河北和湖南的版权贸易数量、结构特点、存在问题等展开分析并提出有针对性的建议[70][71][72]。

版权贸易逆差是长期困扰我国版权贸易发展的一个问题，虽然在各种鼓励政策和措施的推动下，我国版权输出数量有大幅增长，但输出引进逆差依然存在。所以，几乎所有研究版权贸易的论文都会涉及对版权贸易逆差现象的剖析，并有论文专题讨论版权贸易逆差，罗锋的《论版权贸易逆差：基于传播政治经济学视域》就是其中一篇。这篇文章提出传播政治经济学视域的版权贸易逆差研究范式，指出版权贸易是经济与文化殖民关系再生产的一种方式，对贸易双方而言，都意味着基于“国内诉求”的文化产品的缺失。要消除版权贸易逆差，不仅需要积极推动实施“走出去”战略，亦要致力于改变“中心一边缘”这种倾斜的政治经济秩序，努力重构政治经济与信息传播新秩序[73]。廖依娜则认为，出版结构失衡与出版市场欠优是导致版权贸易逆差的两个重要因素[74]。洪九来以中美版权贸易为例，剖析“当下美国主流媒体对中国出版产业的基本认同、美国出版企业对中国图书选题的接受方式以及美方提供给中国图书版权输出的平台现状等，说明在美方出版产业环境中客观存在着一些消极的制约因素，加剧了中美图书版权贸易的不平衡现状”[75]。(www.daowen.com)

版权输出，被许多研究者视为改变版权贸易逆差状态、推动中国出版物“走出去”的关键所在。在检索到的论文中，专题论述版权输出的就有13篇，从版权输出状况、版权输出不力的原因、发展对策等方面展开讨论。李英珍指出，当前我国版权输出具有环境开放与政策支持、海外市场需求、我国综合国力提升三个便利条件；版权输出图书内容单一、市场竞争力差，版权输出渠道有限、版权贸易人才匮乏是导致版权贸易逆差的主要原因[76]。尤建忠通过对2012年三大书展版权贸易数据的统计分析，对作家参展助阵、网络文学加入版权输出等版权输出趋势作了概括[77]。张兵一在分析2005—2013年我国版权贸易引进输出比后指出，在经历高速增长后，版权输出已进入增长乏力阶段，导致版权输出陷入窘境的原因，既有输出产品资源有限、合作方式单一、输出渠道狭窄等基于出版企业自身的因素，也包括国际市场要求提高、中西方价值观差异、CBI对版权输出的考核标准重量轻质等外部因素。因此，需要从完善政府相关政策、成立西部版权输出联盟等方面入手，推动版权输出的进一步发展[78]。多数论文的议题集中在版权输出策略方面，如《中国图书版权输出策略初探》《破解版权输出难题》《提高我国版权输出水平的几点思考》《文化“走出去”战略下版权输出策略研究》等。陈银恺认为，版权输出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各方面的力量协调作用才能产生好的效果，一要提高政府对文化产业的管理水平，二要拓展出版企业的海外营销渠道，三要打造出版企业的国际品牌，四要加强数字出版走出去[79]。邢扬强调，破解版权输出难题，一要国家加大扶持力度，扩大扶持范围，二要加大“走出去”步伐，拓展图书海外营销渠道，三要建立优质版权输出代理平台，培养优秀版权从业人员[80]。陈俊帆总结了我国版权成功输出的三种战略和模式——“造船出海”和“借船出海”，利用政府资助、发展外向型图书、打造精品图书，借助代理公司；指出未来版权输出应注意培养版权输出人才队伍，要广渠道多模式、深层次多层面地开展国际合作与交流，寻找多方共赢、各方获利的商业运作模式[81]。余守斌提出了版权输出的国家策略和市场策略[82]。杨新爱认为版权输出要取得实质性突破，应该寻找国际图书市场的“中国兴奋点”，并围绕这个“兴奋点”打造版权输出的核心优势[83]。崔波提出，成功的版权输出，离不开版权信息的管理[84]。尤建忠指出“出版社—作者”模式是一种值得关注和推广的新模式[85]。

发展版权贸易的策略研究也反映在对发展版权贸易的具体措施的思考上。例如，李夏铭在《全球金融危机背景下中国出版“走出去”思考》一文分析了出版企业进一步发展版权贸易的具体措施[86]。李黎东从总结中外出版机构开展版权贸易合作的方式入手，指出版权贸易可以加强合作出版、联合出版及数字出版等[87]。韩卫东结合上海译文出版社的国际版权合作经验，提出全面专业地引进精品图书、成功探索期刊版权合作、积极推进版权输出、开拓数字产品版权授权业务等发展国际版权合作的策略。他还指出，出版社发展国际版权合作，要从提升出版社整体管理水平、品牌影响力、人才素质、打击盗版能力等方面着手，要避免无序竞争[88]。

近年来，版权贸易基础理论研究逐步得到加强。汪启明、郑源、崔颖的“版权经济学论纲”系列是成果之一，在《版权发展论：版权产业化进程中的国家意志》等文章中，作者指出：“伴随网络的勃兴和新闻出版业的改制，版权贸易逐渐向多元化、市场化、数字化方向发展，版权商品化和版权资本化将迎来最重要的发展期。实物贸易与版权转让量将不断扩大，版权贸易也将由单向输出向深度合作发展。”[89]郑赛在硕士学位论文《我国图书版权贸易影响因素研究》中指出，影响我国图书版权贸易的主要因素有人口受教育状况、图书出版产业发展水平、经济发展水平和文化背景差异。其中，人均受教育年限、图书出版产业发展水平对我国图书版权引进数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文化背景差异对我国图书版权引进数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图书出版产业发展水平、人均GDP对我国图书版权输出数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文化背景差异对我国图书版权输出数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9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