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300多篇论文中，专题论述近年来出版业“走出去”整体成就与问题的论文有十余篇。如《做小做细做实：近十年出版业“走出去”回顾及新变》(李红强，2015)、《“十二五”上半期新闻出版走出去成就与思考》(王珺，2014)、《我国新闻出版“走出去”的理论与实践》(范军，2011)等，着重对某一时期中国出版业“走出去”的整体状况进行描述和分析。研究者普遍认为，随着“产品、服务、品牌、资本不断进入国际主流市场，……出版业在版权贸易、数字出版产品、实物产品出口、印刷服务和企业、资本走出去方面都取得了不同程度的突破”[1]。2011年，范军即从版权贸易、出版物实物出口、印刷服务出口、国际书展参展水平与质量、“走出去”人才队伍建设五个方面对2003—2010年出版业“走出去”取得的进展做了概括[2]。2012年，柳斌杰从八个方面概括了“十一五”新闻出版业“走出去”的成效：“版权贸易逆差不断缩小，输出数量范围逐步扩大；出版实物出口稳步增长，部分产品在海外创出品牌；数字出版产品出口势头强劲，境外收益不断提高；印刷加工外贸产值逐年增加，顺差优势明显；国际投资成果丰硕，在外企业竞争力逐步形成；走出去渠道不断拓展，传播力不断增强；国际书展参展水平和质量不断提高，中国主宾国活动成为亮点；走出去人才队伍日渐壮大，素质逐步提高”[3]。王以俊也认为，“新闻出版‘走出去’10年结出累累硕果”，版权输出数量、实物产品出口金额、印刷服务输出产值均快速增加，数字出版同步进入国际市场，企业和资本“走出去”步伐加快，“走出去”渠道拓展[4]。2013年，朱昌爱以四点概述出版业“走出去”的成果：“版权输出总量快速提升；实物出口规模不断扩大；文化产品和服务出口大幅增长；境外投资规模逐步壮大”[5]。2014年，出版业实施“走出去”战略满十年，相关研究掀起一个小高潮。王珺从五个方面总结了“十二五”上半期新闻出版“走出去”的成就：“版权转让仍是重点，企业创新版权贸易方式；实物出口增长迅速，渠道建设初具规模；数字出版产品走出去持续升温，亮点频现；印刷服务贸易稳中有升，参与国际行业标准化工作；企业和资本走出去案例不断增多”[6]。《出版广角》编辑部指出，“近年来，无论是数字出版产品、实物产品、印刷服务，还是资本输出、版权贸易，出版业‘走出去’工作都得到了持续性发展，呈现出量升质提的良好局面”[7]。张宏更加详细地描述了我国出版业“走出去”获取的成就：“版权贸易逆差不断缩小，版权输出范围逐步扩大；出版实物出口稳步增长，部分产品在海外已经创出品牌；数字出版产品出口势头强劲，境外收益不断提高；印刷加工外贸产值逐年增加，顺差优势明显；国际投资成果丰硕，在外企业竞争力逐步形成；‘走出去’渠道不断拓展，传播力不断增强；国际书展参展水平和质量不断提高，中国主宾国活动成为亮点；‘走出去’人才队伍日渐壮大，素质逐步提高”[8]。

对中国出版业“走出去”年度状况进行研究的论文也有多篇，如《2010年中国图书“走出去”的十件大事》(王谦、王重阳，2011)、《2011实力版图“走出去”之领先阵容》(李丽，2011)、《2013中国出版“走出去”亮点解析》(王珺，2014)、《深度参与多元开拓：2014中国出版业走出去分析》　(唐立馨、王秦伟，2014)等。有的论文以点带面，或以年度“走出去”重要事件，或以重要出版企业的“走出去”成就，反映当年出版业“走出去”成效。多数论文是对版权贸易、实物出口等出版“走出去”主要领域取得的成绩进行总结。如杨明刚在分析2010年出版“走出去”特点与趋势时指出，2010年“出版‘走出去’在版权输出、产品输出、资本输出和印刷服务输出四个领域采取切实措施积极开拓，版权贸易逆差不断缩小，结构持续改善，数字出版产品出口势头强劲，实物产品出口持续增长，印刷服务出口顺差明显，‘走出去’企业量增质升，‘走出去’服务平台作用凸显”[9]。

随着中国出版业“走出去”深度与广度的不断拓展，不仅版权贸易、实物进出口贸易等传统领域成就卓然，数字出版产品出口、对外投资等新领域也取得不俗业绩。因此，对“走出去”在各个细分领域的成就的专题研究也是近五年相关研究的热点论题。如《入世十年我国数字出版“走出去”现状及问题研究》(肖洋，2012)、《我国图书进出口量化对比及结构演化分析》(付海燕、薛国珍，2011)、《图书版权输出现状分析与思考》(张兵一，2014)、《我国出版资本“走出去”问题初探》(李舸，2012)等。

2010年以来，中国在版权贸易和实物贸易方面取得的重要进展是“版权输出引进比例、实物出口金额两项指标提前实现‘十二五’规划目标，呈现量升质提的良好局面”[10]。在版权贸易方面，“依托国际书展平台与翻译资助项目”，通过“加强自身的版权输出力量建设，……版权贸易实现了总量增长、规模扩张”[11]。版权输出引进“比例不断优化，贸易逆差大大缩小”；版权贸易的区域结构、内容结构、语种结构、媒体形态不断优化[12]。“我国版权输出图书的内容主要集中于传统文化与语言艺术两个方面，以旅游风光、古今建筑、名胜古迹、古籍整理、工艺美术画册、历史、文学和医药等为主”[13]，但2012年后，“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中华文明类图书、中国当代发展类图书、少年儿童图书和汉语学习类图书”成为版权输出的热门品种，网络文学作品与中小学类图书加入版权输出，版权输出扩展到非洲[14]。在实物输出方面，图书出口品种、数量与金额显著增长，出口地区“主要是日本、韩国、美国、加拿大和中国港台地区”，“海外客户主要是各地的图书馆以及中文书店”，“读者对象主要是海外华人和华侨以及一部分海外汉学家”[15]。(www.daowen.com)

“数字出版打破了地域局限，为出版产业打开了国际化的大门”，也“只有国际化，才能发挥数字内容的最大价值和市场潜力”[16]。随着传统出版业数字化转型、行业信息化标准建设、数字印刷和绿色印刷工程以及数字出版产品“走出去”工程的启动实施，通过与海外出版商、渠道商、技术商的合作，我国“数字出版‘走出去’演绎出从科技到人文、产品到资本、欧美到全球的发展轨迹”[17]，数字出版产品进出口金额不断增长，2013年，数字出版物出口89.71万美元，进口19 806.29万美元[18]。“以期刊数据库、网络游戏为代表，涵盖网络出版和电子书的多种类产品”是“数字化产品‘走出去’的重要形态，在出版业‘走出去’进程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19]。“易阅通”“优乐互动”等“走出去”数字出版平台的建设和运营不断加强，面向数字出版“走出去”的跨界合作取得重大进展，如与孔子学院合作，对国际汉语学习资源进行重点运作；借助苹果、亚马逊、京东等电商平台，实现数字内容的海外销售[20]。

学术出版、期刊出版、少儿出版等细分出版领域“走出去”的实践成果在近几年也受到部分专家学者的关注，如《少儿出版“走出去”的现状与对策》(张春艳，2011)、《喜看中国学术出版“走出去”》(张天蔚，2012)、《浅谈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国学术出版“走出去”》(谢娜，2014)、《音乐出版的“走出去”与“引进来”》(海一，2015)、《中国社科学术期刊“走出去”现状研究》(刘杨，2014)等。虽然目前这类研究数量偏少，对相关出版领域“走出去”成就的概括比较抽象，但随着中国出版业“走出去”规模的扩大，相信有关细分出版领域“走出去”的研究会逐步受到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