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数字出版技术的迅猛发展，我国的出版教育如何通过树立新的出版理念、优化师资队伍、建立新的课程体系、加强实验室建设等举措构建新的人才培养模式，为中国数字出版产业发展培养复合型人才，已成为我国出版教育人才培养中迫切需要研究和解决的新课题，也是近年来学界和业界持续关注的问题。

2.3.1　培养理念与目标

当前，提高高校出版人才培养质量，必须先从根本上转变、更新教育理念与人才培养目标，明确学科定位，培养创新型人才。李德伟在《媒介融合趋势下的编辑出版专业人才培养模式探索》[25]中从两个方面阐述了媒介融合趋势下编辑出版专业教育的理念更新：首先，明确学科定位，树立“大出版”观。在“大出版”的视野下，编辑出版教育需要大力拓展学科领域，培养的人才不仅能够适应书、报、刊等印刷型出版产业需要，而且要能够适应广播、影视、音像、电子、网络和手机等相关产业需要，能够进行各类媒体之间的互动出版运作。其次，明确专业教育功能，树立“大教育”观。编辑出版的实践性特征，决定了学校专业教育必须结合社会资源，如出版企业、相关媒体、协会等共同开展；编辑出版人才的复合性特征，决定了学校专业教育必须结合理、工、农、医、法、政等其他专业共同开展；编辑出版业务的复杂性与开放性，决定了学校专业教育不能窄化为业务培训、技能训练、理论辅导，而应集中培养学生的学习习惯、创新思维能力，集中于规律性、通识性的教育，以提高学生的媒介素养能力。

丛挺、刘晓兰、徐丽芳在《我国编辑出版学专业课程体系数字化演进探析》[26]中指出，在培养目标上应强调继承与创新并重。首先，要继续原有传统出版教学的优势，尊重原有的学科基础，培养有特色的出版专业优秀人才；同时，又要大胆创新，跳脱出传统出版的某些思维束缚。陈洁、陈佳在《媒介融合视角下的数字出版人才培养模式探析》[27]中指出，数字出版专业的培养目标是要为出版业输送一批既有扎实的出版理论知识又有出版实务经验，特别是掌握一定数字技术、深谙出版发行营销之道的复合型专门人才。余燕在《数字出版理念下高校创新型人才培养初探》[28]中指出，创新型数字人才是我国数字出版行业急需的新生力量，培养创新型复合人才是高校教育的目标。

陈丽华、郭伟、王坤在《高校编辑出版专业人才培养模式存在的问题及对策》[29]中提出，应调整人才培养目标，树立为编辑出版“第一线”服务的教育理念。编辑出版“第一线”需要的是复合型的人才，要求具有从事编辑出版行业的综合能力。为适应行业的需要，高校要恰当地调整人才的培养目标，培养能够适应当今行业需要的高素质的编辑出版人才。

王欢在《数字出版教育误区与解决路径探析》[30]中，从数字出版人才培养存在的误区角度阐释数字出版人才的内涵。首先，培养数字出版人才不等于培养书报刊数字出版人才。数字出版产业链上的每个环节都需要高水平的数字出版人才，书报刊数字出版人才仅是数字出版人才的一部分。其次，培养数字出版人才不等于培养数字出版全能人才。一些高校基本把数字出版人才培养方向分为三个模块，即数字出版内容编创、技术应用与经营管理，采用“平台+模块”的人才培养方式。分方向培养的思路是正确的，但既分培养方向，又强调培养既懂传统出版，又掌握计算机、网络、新媒体等技术，又懂经营管理的复合型人才，在人才培养实践中是难以实现的。再次，培养数字出版人才不等于培养重技术、轻内容的数字出版人才。深厚的文化底蕴、过硬的文字表达能力、优秀的策划创意能力才是数字出版人才培养的重点。最后，培养数字出版人才不等于编辑出版学专业培养数字出版人才。大部分编辑出版学主要培养的是书报刊出版人才，而网络游戏、动漫设计、网络广告、数字音乐等数字出版人才，均非编辑出版学专业所能培养。

2.3.2　人才培养模式

科学的人才培养模式形成是编辑出版学教育成熟的标志之一，数字出版转型要求编辑出版人才培养模式积极创新。数字出版具有很强的实践性，当前需要大量技术型、应用型、复合型人才。具体到教育实践领域，培养模式的选择直接关系到人才培养的质量。学界和业界的学者们针对高校数字出版人才培养现存的问题，从多个角度对数字出版人才培养模式展开研究。

教指委主任委员、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人事司副司长李宏葵在《把握新形势掌握新规律大力培养高素质出版人才》[31]中指出，要深刻把握出版专业人才培养的新规律，并从四个方面阐述了在人才培养工作中需重点贯彻落实的：第一，注重宽口径、专业化的全产业链培养。培养出版专业人才，要按照宽口径、专业化的思路，以出版产业链条为参考依据，打破出版专业各个培养方向的界限，大力拓宽教学知识技能领域，使学生既熟悉掌握出版产业链全链条的各个环节、各个工种，又基本了解出版产业上游下游各个相关产业类型的情况，成为一专多能、适应性强的优秀人才。第二，注重创新型、实践型的产教一体培养。要建立学校和行业单位、教育与产业市场共同协作的一体化培养平台。将学校教师与产业优秀人才打通使用，大力加强学生的创业教育、实践训练，推动学校教育与入职培训、创业实践与见习实习、学校专业考试与职业资格考试等的衔接转换，不断提升学生的创新能力和实践能力。第三，注重国际化、网络化的开放融合培养。出版业位居社会发展前沿，对社会发展变化反应灵敏，出版专业人才培养要紧紧跟随国际化、网络化的教育趋势，探索开放融合的培养方式，加强学生国际化培养力度。积极采用网络化手段，搭建开放式培养体系。第四，注重精细化、卓越型的个性定制培养。积极探索精细化的培养方式，结合学生个性特点和行业发展需要，科学统筹各方面的教育教学资源，制定详细的个性培养方案，通过强化导师指导、实施弹性学制、集中优势资源、重点教育培养等方式，努力培养一批高精尖人才，引领带动行业更好发展。

蔡翔、赵树旺在《出版专业硕士教育：问题、症结与制度设计》[32]中指出，人才培养分类别。类别一，应届毕业生的培养。考生必须具备非出版类的专业背景，才允许攻读出版专业硕士。学生入学后，校方提供与出版业务流程和出版业务链相关的课程，同时注重安排学生的业界实习。类别二，往届毕业生的培养。出版专业硕士在招收往届毕业生时，应要求报考者在出版行业有3～5年的实践经验，属于出版业内人才的“回炉再造”。这两类学生一定要分开培养，并形成制度。此外，一个成熟的培养模式必须具备科学的人才价值评估体系，人才价值评估需要产业界、学界、政府合作操持。产业界、学界、政府三方对人才的衡量标准不一，故应采取多层次的评估标准对人才价值进行测评。通过评价结果，可以评估在单个人才培养的价值构成中，哪些指标还有欠缺，还没有满足学界、产业界或政府的要求，最终能针对性地调整某些方面的培养力度，以达到人才培养的共同要求。

姬建敏在《数字化时代编辑出版学关注的新问题——全国编辑出版学研究分会暨数字化时代出版学高层人才培养国际研讨会综述》[33]中指出，北京印刷学院陈丹教授认为，大力培养数字出版人才是目前社会发展和出版业转型对教育的呼唤。德国双元制教育模式对我国数字出版人才培养的启示是：创新教学内容，培养“双证式”人才(毕业证和职业上岗证)、“订单式”人才(以企业需要为前提，实现人才数量、质量上的按需培养)、“3+1”人才(3年在校内学习理论，1年在企业实习实训，理论实践相结合)、“产学研一体化”人才(知识、能力和素质协调发展的复合型人才)；创新培养规格，培养研究生层次人才。

肖洋、谢红焰在《数字时代出版产学研协作模式中的共性问题与对策分析》[34]中指出，数字时代背景下的出版产学研协作，关系到出版教育的人才培养。并指出出版产学研协作的主要模式：第一，省部产学研协作模式，国家部委和省份产学研协作。第二，省校协作模式。省各级政府与高校院所产学研协作多以共建的产业技术创新联盟形式出现，出版产学研省校协作模式目前主要是共建办学方式。第三，校研协作模式。校研协作模式是高校与出版研究机构在教学和研究方面强强联合的模式，多采用建立研究基地或培养基地的形式，聘任研究机构专家讲学，在人才、项目等方面实现资源及成果共享。第四，研企协作模式。研究机构与出版企业协作，采用课题组或咨询形式，提供研究开发支持。第五，校企协作模式。校企协作模式是目前出版产学研协作模式中最普遍的一种。该处还指出目前出版产业处在数字化转型的困难时期，产学研协作步履艰难，既要应对产学研协作存在的共性问题，又要考虑协作方的具体实际。要想出版产学研取得实质性的内容进展，必须从政府、企业、高校及研究机构方多管齐下。

姬建敏在《数字化时代编辑出版学关注的新问题——全国编辑出版学研究分会暨数字化时代出版学高层人才培养国际研讨会综述》[35]中指出，河南大学阎现章编审认为，科学的人才培养模式形成是编辑出版学教育成熟的标志之一，数字出版转型要求编辑出版人才培养模式积极创新。在人才培养模式上，要着力创造新闻出版高校培养、在职教育和终身教育相结合的、三位一体的人才培养运行机制。高校新闻出版人才的培养要在重视专业教育的基础上加强通识教育，突出交叉性、互补性；在职教育要突出理论性、学术性和针对性；终身教育强调其受教育和读书学习的持续性和连贯性，提倡根据个人实际采用灵活、实用的教育学习方式与方法，使知识不断得到更新。

崔波在《基于缄默知识观的全媒体编辑出版教育模式探究》[36]中，在对全媒体编辑出版教育模式研究回顾中指出，学界就全媒体时代编辑出版的教育模式，主要有四种观点或做法：第一，结构模式。以通识模块、学科基础模块、专业课程模块、专业技能模块、实践模块为内容的学分制结构模式。第二，“2+2”培养模式。即学生大一入学先在其他院系如历史系、哲学系、中文系、英语系等学习，两年以后择优选拔有编辑出版专业志向的学生，再加强编辑出版专业知识的学习，毕业时拿两个学位。第三，“3+1”培养模式。如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前三个学期不分专业，以新闻与传播学院全院必修和选修课为主组织教学，第四个学期开始自选划分专业，以此开阔学生视野，扩大择业面。第四，“平台+模块”模式。以人文科学、社会科学、自然科学为培养教育的基础平台，实现文理科的大交叉，以专业原理、传播理论、数字技术、经营管理、行业法规等为模块。

2.3.3　师资队伍

出版学是实践性很强的学科，理论与实践教学同等重要。只有学界和业界互动，才能使培养出来的学生很快适应出版发展需求，在之后的几年内，这些优秀的出版专业人才有可能成为出版界的骨干。所以就学校而言，办学最重要的是要有一支学术结构合理、稳定的且具有较高水平的教师队伍作为其支柱。

刘灿姣、姚娟在《数字人才培养之管见》[37]中指出，在师资队伍建设上，要注重“强化”和“引进”。首先，高校要强化已有师资队伍建设，要求数字编辑出版知识、技能欠缺的教师参加全国性的数字出版教育师资队伍培养和培训，申请参加具备师资优势条件的国内外著名大学的短期访学；鼓励教师参与企业实践，接收数字出版企业的课题研究或者项目任务，及时了解业界最前沿的知识理论和实践要求，并与自己的研究领域相结合，避免出现“闭门造车”的学术研究，加大理论与实践的契合度。其次，要引进师资。高校可以将已在业界打拼多年已成为应用型复合人才、应用研究型复合人才、经营管理型人才等方面的专家型职员聘任到师资队伍中来。

吴鹏、程放在《数字出版转型期高校出版人才培养策略探究》[38]中指出，加强引进和培养建设高素质数字出版教师队伍。在人才引进方面，高校应拓宽渠道，完善体系制定政策，把数字出版人才作为特需人才摒弃职称资历的限制，依托数字出版建设的主体——内容服务商和大型出版集团，聘请一线数字出版的实践者为高校师资进行培训并聘请其为客座教师，把行业精英技术骨干吸引到高校任教。此外，还应当重视数字出版教育师资队伍的自身建设。首先，高校应建立系统有效的师资培训机制，加强与国内外内容服务商和网络媒体机构的合作，借助其技术力量对高校教师进行培训，定期将骨干教师送入企业顶岗工作，鼓励教师参加社会培训获取数字出版相关资质证书。同时支持教师以数字出版实训基地为依托参与企业出版项目和开展课题研究。其次，聘请科研院所、数字出版机构及互联网行业的专家和技术人员担任兼职教师，组建由教授、策划编辑、运营管理人员、技术骨干组成的多样化教师队伍，改变高校师资队伍知识结构，充实课堂教学内容。(www.daowen.com)

杨明、陈少志、于巍在《从数字媒体编辑出版人才培养看教育观念的转变》[39]中指出，转变专业师资队伍类型，由理论教学型为主转变为理论教学与实践指导型并重。首先，必须大力加快目前专业师资转型，重点培训专业教师了解熟悉行情以及数字媒体条件下出版企业的新变化、新知识、新技术，使得3～5年内从事编辑出版学专业教学的教师都能成为既能讲好专业理论课，又熟悉一线企业岗位需求，具备良好的指导学生实践能力提高的“双师型”教师。其次，必须建立起一支业务素质高、专业实践能力强、具有一定管理经验的数量适当、相对稳定的来自媒体产业一线的教师兼职队伍。最后，地方高校编辑出版专业教师的发展，应该采取传帮带、学历提高与外出进修等多种方式结合，加快提升专业教师的教学研究能力和学科研究能力，教师应尽快实现由单纯的教学型转变为教学研究型。

王伟荣在《数字出版技术对现代出版教育的挑战》[40]一文中，从现代出版教育工作者面对数字技术的挑战应如何做的角度，提出两点建议：一是加强实践经验积累，熟悉业界最新的动态，才能真正地了解数字出版技术发展的现状和出版界的需求，从而培养出符合现代出版要求的人才；二是不断钻研、学习，熟悉出版技术发展的最新动态，适时地更新、完善、升级自己的知识和技术，及时、准确地把最新的技术推广运用到教学中，才能带给学生最科学和最符合实际的知识。

郭志菊在《出版业发展需要大力发展出版教育》[41]一文中从两个方面阐述了如何强化师资力量：一是加强师资结构的调整。出版学专业实践操作的性质决定了需要引进大量的出版从业人员，让这些出版社从业者把自己多年积累的丰富实践经验融入到所讲授的专业教学之中，真正做到出版经营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可以聘请一批60岁刚退休的编辑当兼职教师，费用不高，也不占编制，大概5年左右更换一批，也可以不断把出版界的最新发展引入到新闻学教学中去。二是注重教师知识结构的调整。单位应该每隔两年或一定的时间就让教师有半年的学术、学习休假，让他们去进修出版学的相关专业，从事学术研究或者到出版界进行实践。老师要不断更新知识体系，更好地掌握出版规律。

2.3.4　课程设置

课程体系的改革是人才培养方案改革的基础与核心，要着力解决好课程设置的交叉与知识结构的复合，明确课程间的主次关系、层次关系以及内在联系，注意课程设置的科学性、逻辑性、前瞻性，构建合理的课程体系。课程体系构建方面，除考虑传统出版知识与数字技术的复合交叉性外，还应搭建有效的实施平台。

陈洁、陈佳在《产学研一体化视角下编辑出版学专业课程教学改革模式探索》[42]一文中联系自身教学经验，结合国内高校教学实际，建议可将以下5种模式引入到编辑出版学专业的课程改革中来：第一，学科交叉模式。基于我国的编辑出版学专业主要在综合性大学设立的现实，应给予学生较多选择的空间。学生可结合自己的兴趣，跨专业和跨方向修读课程，其中心理学、管理学、数字媒体技术、市场营销学、传播学等都是可列入的专业。第二，第二课堂模式。通过搭建实践与实习平台、设置一定的实践课时、案例教学、筹备出版实验室等，提高学生的实际操作能力，拓展理论视野。第三，专题训练模式。就课堂设计而言，提高案例分析、专题策划、项目分析的比重，培养学生问题意识；通过小组合作的方式，就前沿领域或热点问题以课题制的方式进行项目研究，挖掘学术潜力，培养学生的基础科研能力。第四，案例分享模式。请一线出版单位资深从业人员及其他高校专业教师，共同制定培养方案和课程内容，以课堂讲学、开设讲座、实践指导等方式，共同探讨出版前沿话题。第五，积分制考核模式。学生考核中引入积分制，课堂参与情况、实习表现、科研项目合作成果以及课程考试、课程论文等都设置一定的比重，弱化书面考试所占比重，对于部分应用技术类课程则直接取消考试环节。积分制可以对学生进行全面的评价，有利于激发其积极性与创造性。

陈丽非在《中国大学数字出版教育范围与课程之研究》[43]一文中，从两个方面介绍了上海师范大学编辑出版学专业对专业课的改革与完善，秉持的定位和原则：第一，课程设置的顺序应服务于实践教学的需要。根据教育心理学的习得规律，以“学校实训—社会实践—专业实习”这三个环节和层次环环相扣，互为支撑。内容包括：学校实训＝课内实训+课外实训，模拟训练约300个小时；社会实践＝三个暑期实习+专业社会考察，适应训练约300个小时；专业实习，时间半年，实战训练800小时以上。同时，专业教学的顺序始终根据业界技能运作的需要调整。第二，技术的教学要服务于内容编辑教育定位。技术的教学要服务于内容编辑教育定位，即专注于数字内容生产加工与组织系统，满足特定或者专门内容的深度加工和精细化加工，为后续的数字出版服务打下基础。

曾建辉、周霞在《关于构建就业导向出版专业硕士培养模式的思考》[44]一文中，从三个方面阐释了“以就业为导向”的出版专业硕士教育课程设置的特点：第一，出版专业硕士的课程设置应突出能力培养，减少纯粹的理论课程，适当增加实践课程，争取能够达到1∶1的比例。同时采用“能力模块式”的课程体系，使各门课程相互联系起来，构成职业能力需要的知识体系。第二，出版专业硕士在课程数量的安排上，应该多于一般的学术型硕士教育。这种“高强度”的学习方式能够让学生在较短的时间里学到更多的知识，更加符合国际化的硕士教育发展趋势。第三，出版专业硕士的课程设置应有社会即时性。所谓社会即时性就是在课程设置上体现出社会潮流，如计算机网络技术、多媒体技术、数字出版趋势，避免和出版行业发展实际相脱离。此外，研究生需要懂得一些版权技术等，并需要对数字出版物的制作，以及数字出版业的信息化商业运作模式有所了解。

陈洁、陈佳在《媒介融合视角下的数字出版人才培养模式探析》[45]中谈到数字出版专业课程设置及培养目标。并指出，数字出版专业人才的培养理应是“1+N”的新模式。“1”即传媒与文学的基本素养，不管出版的媒介发生何种改变，出版业的最终归宿仍是文化的传播与传承，传媒与文学的素养始终是数字出版视角下人才培养的支撑点，文学、传播学相关课程的设置要放在突出位置，并且是专业课程的基础所在。同时，此类课程又要与社会的流行热点，特别是数字出版的新动态紧密结合。“N”的范围较广，包括一定的计算机技术、管理学知识、营销学知识，甚至还要求通过辅修第二专业掌握如法律、金融、建筑等某一专门学科知识。在课程设置上，尤其要重点培养学生的计算机能力和出版实践能力。

李建伟、杜彬在《我国数字出版研究生教育现状、问题及建议》[46]一文中从四个方面阐述了如何完善数字出版研究生教育课程：第一，课程设置要体现学院特色，培养复合型数字出版人才。因为不同高校的数字出版类专业的学科背景不尽相同，所以各高校的数字出版类专业应该结合所属学院实际情况，依托所属学院的优势，发挥所属学院的特长，加强对学生在某一领域的深层次培养，办出自己的特色。第二，课程设置应以市场为导向，紧跟时代步伐，满足业界需求。出版课程是实践性很强的课程，需要紧跟时代步伐，根据出版产业的变化对课程进行相应的调整。第三，加强与国内外高校的合作。国内高校之间可以采用以下方式进行交流和学习，如组织学术论坛、建立研究生免试互荐制度、定期举办公开课、探索远程教学模式。国内高校依据自身发展情况、专业特色，还可以和国外大学采用不同的合作办学方式。第四，紧扣行业实际，注重出版专业实践。高校只有与市场、业界保持密切关系，才能及时了解市场需求和出版行业最新动向，同时应注重实际，注重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

2.3.5　教学模式

出版教育，既要重视理论讲授，更要重视实践教学，这样才能锻炼学生的动手和运用能力，毕业后才能很好地投身于出版业中。李德伟在《媒介融合趋势下的编辑出版专业人才培养模式探索》[47]一文中提出了改进教学方式，重视“案例法”。编辑出版专业教育中，教师应该收集、遴选典型的融合编辑出版案例，包括成功的和失败的，提出研究主题；学生分组、分头进行资料搜索、观点提炼，经答疑纠偏，写出演讲稿，做出课件，进行现场演讲和答辩，由教师评审、打分。这一过程既是间接地深入实践的过程，也是探索性研究的过程，对学生的实践、研究能力均有锻炼。此外，还提出构建实践教学体系，需要配置相对完善的试验教学设施。管理者应积极利用校内已有的出版社、杂志社、报社、电台，并广泛联系社会同类资源，为学生创设实习基地，并以制度保障使实习实践活动充分开展。其方式包括课程实习、阶段实习、毕业实习、社会实践等，目的在于获得实战经验，为亲自进行出版媒介融合运作奠定基础。

王武林在《数字化进程中的编辑出版专业实践教学改革探索》[48]一文中提出了对实践教学环节与模式的思考，实践教学的环节可以突破现有形式，灵活设置课程实习、假期实习、专业实习；还可以依据情况设置阶段实习，也可以代之以社会实践和调查；还可以采用项目驱动的方式，指定项目后，由学生自行组织人员、自行安排时间和进度，在截止日前上交作品，进行统一评定。并从四个方面阐述了实践教学平台与内容改革：第一，建立实践基地。建立的方式有两种，其一是寻求企业的支持，请其提供实习场所和指导教师；其二是与企业合作建立基地。第二，依托现有媒体资源，强化实践教学。充分利用学校的各类报纸杂志、广播电视、网络媒体、出版社及书店资源平台，鼓励和支持学生进行实际锻炼是极好的实践教学途径。第三，建设实验中心。第四，利用老师或学生成立的工作坊。

陈洁、陈佳在《媒介融合视角下的数字出版人才培养模式探析》[49]中提出了产学研一体的全媒体应用平台的构建。认为出版社、新媒体公司可与高校的数字出版专业建立长期的合作关系，设立几个固定的学生见习基地，吸收这方面的潜在资源。依托高校的教育优势，以学生为中心、数字出版教育为核心，同时进行数字出版方面的科学研究，并以市场为导向，将研究成果和教学成果应用于数字出版产业。并提出综合性大学发展数字出版专业的模式：实现多学科之间的交叉和融合，依托各学院、各科系的资源以发展自身，是在综合性大学发展数字出版专业的优势所在。数字出版专业的发展模式是以本专业为点、其他相关专业为面，点面结合、多面开花的模式。数字出版专业可与计算机学院、软件学院等技术类学院开展稳定深度的合作，还有必要与经济学院、管理学院、公共管理学院等形成良好的互动，让学生掌握社会学、管理学、营销学等方面的理论知识。

黎海英在《高校编辑出版专业人才培养模式探究》[50]一文中，阐述编辑出版专业复合型人才培养模式的构建策略时，提出采取融合式和衔接式组织教学，将编辑出版专业的课程学习糅合其中。融合式组织教学，就是以某学科专业知识课程为主干，把编辑理论、媒介经营、传播技术、实务训练等相关课程有机地融合于每学期或学年当中，穿插安排。衔接式组织教学，就是按时间段接力式安排教学，即前一段时间学生全力与其他学科专业的学生学习学科专业知识，构建学生自身的专业特长，后一段时间，学生全力学习编辑出版专业方向所应掌握的有关理论和职业技能，包括实务训练。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有限公司的陶安涛在《试论出版教育中的案例研究与案例教学——兼论出版案例库建设的原则与作用》[51]一文中指出，由于出版实践受时间、场地、人员、组织管理等因素限制，教学效果难免打折扣。而借鉴有关学科案例研究，将其与出版学教学模式结合起来，建立以出版案例教学为主导的出版学教学模式，不失为解决出版教育重理论轻实践偏颇的切实可行的办法。同时还指出案例教学法的特点：第一，教学活动的情境性。第二，学生参与的自主性。在案例教学中，学生是关注的中心。第三，在论题选择和讨论模式上，教师与学生共享控制权，且教师经常作为辅助人员或资源提供者居于次要地位。第四，面向实践的目的性。案例教学法遵循“实践—理论—实践”的模式，案例是师生的中心议题，它强调从案例中提炼出理论，继而又重归实践，成为实践的向导，为进入社会建构理想的、富有操作性的职业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