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发行渠道是中国出版“走出去”的重要方面，研究者着重从渠道建设现状、问题与策略展开研究。

李松在《中国出版“走出去”的八个误区》[44]中，对中国出版“走出去”中一些常见误区做了归纳分析，并对这些误区一一进行了剖析和反驳。其中一个误区是认为海外分支机构的设立是“走出去”工作的根本保障，作者对此提出质疑：这些海外分支机构是否能生存和发展?海外分支机构是出版单位新的利润增长点还是新的费用中心?并指出：拓展市场和增长利润才是设立海外分支机构的原动力，绝非为了建机构而建机构。除了自行设立海外分支机构之外，也还有很多办法可以实现出版“走出去”。如：版权输出给海外出版商、产品出口给国外渠道商、联合出版等。文中呼吁要冷静对待“海外设点热”。

曹晓娟、方允仲在《加强海外渠道建设增强国际传播能力——落实十八大精神促进中国出版物海外渠道建设的思考》[45]中，对中国出版物海外传播渠道建设存在的问题与对策做了系统的阐述。论文认为，目前海外传播渠道自身不仅存在力量分散、功能单一、缺乏科技支撑等问题，渠道主体(企业)与国外同行业相比也存在显在的差距，主要表现在发行企业规模小、产业集中度低、管理粗放、出口企业缺乏造血机能等。文中指出要以政府为主导，加强规划、制度设计与实施，做好全球渠道网络规划布局，制定以本土化生存发展为目标的系列发展战略，充分利用政策工具打造有利的政策环境，加大对渠道建设的考核监督力度，强化对优惠政策和资金使用效益的评估等。在做大做强市场主体，推动企业走出去方面，文中主张要打造骨干企业，增强国际竞争力，加强海外传播渠道的队伍建设，引导企业完善渠道的双向流通功能，以科技进步促进渠道产业转型升级。

杨琪在《出版“走出去”的瓶颈》[46]中，针对目前“走出去”的现状，提出七点影响出版“走出去”的瓶颈问题：一是少数出版商和发行商的政策性投机行为“绑架”了政府的优惠政策，并导致国外经销商对国内出版发行企业不信任感增加；二是出版物出口价格战导致无序市场竞争加剧；三是孔子学院等一些海外学院实行教材免费赠送的行为，导致海外市场行为更为混乱；四是受内容和语言的限制，中国图书在海外仍是小众市场；五是出版质量与细节问题有待提高；六是国际运输成本高，且缺乏国际宣传手段；七是数字化背景下，历史舞台已发生改变。(www.daowen.com)

张书勤在《中国出版“走出去”的路径选择》[47]中，总结了中国出版“走出去”的四条路径：出版物直接出口、版权输出、版权合作出版和建立海外出版机构。通过对比分析，论文指出四条路径的优劣：出版物直接出口面临着较大的风险与挑战；传统单纯的版权贸易输出生命周期较短；国际合作出版能通过选择互补合作伙伴而解决市场和技术问题，但运行周期较长，规模也较大；建立海外出版机构比国际合作出版更进一步，但面临着政策、资金和机构规模的限制。

章立言在《我国出版业国际贸易状况与对策探究》[48]中，在分析我国出版业进出口状况和国际出版业市场特点的基础上，提出了发展策略：一是塑造优良的品牌效应，走集团化发展道路；二是选择有利的国际分销渠道，出版物出口企业要选择最佳的出口分销渠道；三是建立国际市场的直接分销渠道，减少中间环节；四是建立多种间接分销渠道，降低成本，提高效率；五是构建图书出口代理商等中间商的分销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