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门学科只有通过大学的学科设置体制化，才能发展成为一种稳定的学科体系。因而出版学科的建设以及专业教育体系的构建成为出版学基础理论研究在应用实践领域的重要落脚点。出版专业教育类相关研究文章大量涌现，其研究内容大体集中在以下四个方面：

(1)对编辑出版学科建设及发展现状的探讨。

出版学的学科地位及学科归属，是关乎出版学学科建设和发展方向的重要基本理论问题。在前文对出版学科体系的讨论中，有众多学者专家从理论研究角度表述了对出版学与编辑学关系的观点看法。从专业教育实践角度来看，“编辑学与出版学存在着相互融合的发展趋势”[22]，尤其是在1998年教育部将编辑学本科专业和图书发行学本科专业合并为编辑出版学本科专业之后。罗立群认为：“此举使各自为政的编辑学、出版学得以整合，且名正言顺地成为大学本科专业，为其发展扫除了障碍。”[34]

关于当前编辑出版学学科建设及发展现状，学者们从不同角度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李建伟认为：“2000年以后，编辑出版学的发展脚步渐趋迟缓，编辑出版学正在衰落。”他从“十一五”期间编辑出版高等教育规模有所缩小、开办高校重心下移等角度论证了编辑出版高等教育影响力存在客观减弱的现状。罗立群则认为：“编辑出版专业学科地位正在提高。”他认为，2010年1月出版硕士专业学位设置方案的审议通过，以及在这个方案中，出版、新闻与传播、金融等专业并列，预示了这一点。但“前进的道路并不平坦，困难重重，困惑加剧”[34]。无论持何种观点，学者们都肯定了编辑出版学经过20多年的学科建设，从得到初步认可到现在本、硕、博三个培养层次的实现是发展现实。当前作为新闻出版高等教育的二级学科，不能算作“显学”，甚至出现一定混乱和困境也是客观现实。

面对编辑出版学科建设现状背后的致因，李建伟指出了外在的产业原因和内在的学科发展原因。他认为“出版产业市场化程度不高，其发展体制一定程度上制约了编辑出版学的发展”。[34]罗立群则持不同观点，他认为“编辑出版学有强大的出版产业作支撑，完全可以建立一级学科，理应拥有其独特的研究领域和学术地位”。但“造成这一混乱的局面，主要因为编辑出版学是一门新兴的学科，没有建构系统性、逻辑性和独立性都比较完善的编辑出版学理论。因而加剧了编辑出版学科的隶属混乱现状，严重影响这一学科的人才培养计划的实现”。[35]尽管对编辑出版学科建设的行业动因有不同看法，但学者们都表示了对编辑出版学科有着巨大的发展空间的信心。并提出编辑出版学的发展目标是将编辑出版学建设成为与新闻传播学并列的一级学科，即成立新闻出版与传播学。[22]

(2)对编辑出版专业教育及人才培养的探讨。

为实现进一步发展编辑出版学科的目标，学者们围绕编辑出版学专业教育展开了一系列研究探讨。赵均认为：“编辑出版学的专业教学紧贴着行业内容。编辑出版学专业教育的目标是培养高层次、高素质的编辑出版专业人才。”[15]李频认为：“编辑出版教育是基于对未来出版业的想象而构建未来出版人的教育。”[18]因此，编辑出版教育如何培养数字化时代需要的高层次人才，实现学界与业界的“无缝对接”成为学者们关注的热点。代杨基于SWOT分析基础，指出数字环境下编辑出版专业教育与出版行业需求错位是毕业生不能满足出版单位用人需求的重要原因。[36]徐景学、秦玉莲通过分析出版企业招聘要求的关键词，提出数字化时代下，出版企业需要既懂传统出版又懂数字技术，既懂内容加工又懂市场经营的“复合型”数字出版人才。[37]杨明、陈少志认为：“策划能力在数字出版人才的职业素质中占据核心地位，要以策划和创意能力为核心，突出培养策划创意能力、信息处理和分析能力。”[38]上海师范大学陈丽菲教授则特别强调最基本的软件制作技术和电子商务、数码印刷等实用性强的课程对数字出版人才成长所起的作用。[39]尽管对复合型数字出版人才的核心能力素养有着不同倾向性的理解，但仍能归纳出复合型数字出版人才的共性，即对海量信息的分析、整合能力，对多种媒介技术的操作应用能力，以及跨媒体传播中的策划与管理能力。

面对数字技术发展对编辑出版人才培养的新要求，罗立群提出教育界必须突破传统编辑出版学的思维框架，树立“大编辑”“大出版”的教育理念。[34]基于此，丁峰认为：“应当将编辑出版纳入到传播学的范畴，以大媒介、大传播、大出版、大编辑、大数字的理论视野来指导编辑出版的办学和教学，树立‘大出版’的办学定位，开展‘大出版’的教学管理。”[40]此外，学者普遍认为只凭借高等教育单一阶段的教育力量是不足的。王东霞、赵龙祥认为单靠某一院系、某一专业的力量不足以培养合格的复合型数字出版人才。开展数字出版教育的高校，应该根据自身的资源优势，提高人才培养的开放程度，积极开展学校内部院系合作及校际合作、校企合作、中外合作，走特色化办学之路。[41]河南大学阎现章提出要着力创造新闻出版高校培养、在职教育和终身教育相结合的、三位一体的人才培养运行机制。[39]李敏则认为首先应该依托高等院校教育，培养数字出版复合型人才；其次是建立多样化的人才培养合作模式；最后是校企联合建立数字出版教学实践基地，培养实践创新能力。[41]张志强认为，编辑出版人才的培养要采取分层的方法，本科教育要继续保留；硕士学位以上开始分流，并提出根据国外的经验，出版专业学位和科学学位可以同时设立，专业学位类似MBA、MPA等，培养应用型人才。(www.daowen.com)

(3)对编辑出版专业课程体系改革的探讨。

数字化时代对从业人员提出了新要求，进而对高校编辑出版学专业课程体系提出了数字化演进要求。对此，丛挺等人认为：“数字时代编辑出版学专业课程体系应积极适应出版业现代化、网络化、专业化发展趋势做出相应调整。”[42]潘文年等人则通过对国内代表性的10所高校编辑出版学专业本科教育专业必修课、专业选修课进行分析，提出当前出版本科教育课程体系存在应用性和技术性等课程的开设数量不足，反映专业特色的课程数量开设不足，培养和提高学生实践能力的课程数量开设不足等问题。[43]罗立群从编辑出版学本科教育学科归属不明确的现状，提出当前出版学本科教育课程设置上存在课程差异化明显的问题。如南开大学在出版教学中更侧重培养学生的编辑技能；武汉大学强调书业出版与营销；北京印刷学院的课目设计以编辑出版的理论和技能为主，等等。[34]

面对出版专业教育课程体系的现存问题和改革需求，一部分学者把目光投向了国外的出版学专业教育，通过借鉴国外经验来探寻适合我国编辑出版学专业教育的模式。张志强通过对英国和美国出版学的学科归属情况分析，指出“出版学与新闻传播学，图书馆、情报与档案管理这两个一级学科之间虽有相关，但并非其下的二级学科，而应是与其并列的一级学科”。[16]周瑜对英国多所主要高等院校出版高等教育的教学体系、课程设置、教学方法等进行分析，指出英国出版学教育强调实用主义教学理念，以市场需求为导向定位学科属性和设置课程模块；突出产学结合的办学方针，为学生提供丰富的实习项目。并提出我国在编辑出版学专业教育中也应体现理论与实践并重的思想，变单一形式的理论教学为以出版实践为核心的多种形式的实践教学。[44]许洁则总结了荷兰出版专业高等教育和科研的特点，提出我国的出版学办学机构可以采取跨专业选课、双学位、聘请外专业教师授课等方式培养合格的出版人才。[45]

(4)对数字出版专业建设及人才培养的探讨。

从近五年公开发表的研究论文来看，数字化时代下编辑出版专业教育的改革与发展问题成为研究热点，其中数字出版的人才培养模式以及培养体系建设成为关注的前沿话题。陈洁、陈佳认为：“数字出版学要以传统出版学科为基础，传统出版媒介在数字出版的环境下仍具有很高的参考和借鉴价值，数字出版学除要强调以数字媒介为传播载体的出版新趋势之外，还应探讨数字媒介与传统媒介的融合之道。”[46]徐景学、秦玉莲提出“产学研管一体化的培养道路”，强调开放数字出版基地和数字出版企业、深化校企合作、构建校企双主体模式等改革措施。[47]王晓光等人从武汉大学数字出版专业建设实践出发，总结了跨学科建设数字出版这一融合专业的经验。[48]衣彩天则总结了北京印刷学院数字出版人才培养的“政产学研用”为一体的人才培养模式。[49]

针对数字出版对人才的不同素养需求，学者从不同角度提出了创新性的人才培养模式和教学模式。有强调数字出版对创新性思维的需求，如王健以数字出版的特点及相关内容为分析对象，探索培养具有创新思维方法的数字出版艺术设计人才的教学模式。[50]有强调数字出版对策划能力的需求，如杨明、陈少志突出强调培养数字出版专业学生的三种意识，即市场意识、协作意识和机遇意识；以及四种核心能力，即专业能力、信息能力、表达能力和创新能力。[51]值得一提的是，陈洁、陈佳创新性地提出：“数字出版专业人才的培养理应是‘1+N’的新模式。‘1’即传媒与文学的基本素养，不管出版的媒介发生何种改变，出版业的最终归宿仍是文化的传播与传承。‘N’的范围较广，包括一定的计算机技术、管理学知识、营销学知识，甚至还要求通过辅修第二专业掌握如法律、金融、建筑等某一专门学科。”[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