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方法对于某一学科具有选择研究途径、确定研究程序、提供研究手段的功能，是一门学科获得独立的重要标志和顺利发展的前提条件。根据托马斯·库恩的观点，学科领域内的研究者是否规律性地运用某些相对较为一致的研究方法研究共同的问题，形成了这门学科的研究范式。[25]总的来说，出版学是一门起步较晚的新兴学科，其方法论的研究目前还处于非常薄弱的状况，这对学科研究的发展是十分不利的。[24]

罗紫初教授将出版学研究的综合论证方法归纳为四种，分别是分析归纳法、系统分析法、比较研究法和定量分析法。[24]石姝莉将出版研究方法分为实证研究和规范研究两类，认为出版学研究方法的不足主要体现在实证研究的缺乏上，具体来说有三点：一是对所研究问题的剖析缺乏深度；二是使用的研究方法仍比较简单；三是实证研究的理论基础还不够扎实。[26]她认为：“一门学科从起步到发展成熟，其研究方法的演进遵循问题式研究→比较分析→实证方法的道路……我国出版学研究欲取得重大进展，必须借助于包括问题式研究、比较方法、实证研究在内的多元方法论体系，实证研究方法的引入是这种多元研究方法日趋成熟并走向科学化的重要标志。”[27]李新祥指出，规范研究和质性研究的方法在构建出版学的范畴体系和学科体系、探求出版学的基本原理和基本规律的过程中具有重要作用。因为“任何使用定量方法和实证方法所做的研究都不可能完全地涵盖研究对象，只是‘部分反映全部’”。但是，他也承认：“就目前科学的发展趋势和出版学的研究状况而言，更加迫切地加强定量和实证研究。”我们认同李新祥的观点，尽管规范研究和质化研究对学科发展起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但是高质量的规范研究和质性分析要建立在大量定量、实证研究的基础上，要求研究者本身具有较高的抽象思维能力和广阔的理论视野。目前的状况下，我国出版学实证研究和定量研究不是太多而是太少了。正如石姝莉所总结的那样：“将实证研究方法引入我国出版学研究的重要意义可归纳为三点：一是实证研究方法是树立出版学独立品格不可或缺的中介；二是实证研究方法以事实为核心的特点与出版学的实践性相符；三是实证研究方法的规范性、科学性、实践性将彻底颠覆出版学思辨型的研究习惯定势。”[27]

从近五年公开发表的研究论文来看，出版学者常用的资料收集与分析方法有调查法、观察法、统计法、个案法、比较法等。随着计算机技术和互联网、大数据的发展，一些新的资料收集和分析方法引起了研究人员的重视，比如近两年出现的利用网站blog日志分析读者阅读和购买行为[28]、引入文献计量学方法评价出版物影响力[29]、借鉴计算机网络仿真方法描绘受众社交网络的形成与演化等研究[30]等令人眼前一亮的定量和实证研究成果。然而遗憾的是，这些利用新方法研究出版现状与规律的成果却鲜少由编辑出版学者发表，大多数论文都出自情报学、计算机科学等其他学科的研究者之手。这其中有出版学研究者自身的原因：一方面，我们往往受限于思维定势，习惯于就事论事地讨论理论、政策或行业现状“应该是什么”，而忽视了“是什么”的研究，对研究的逻辑起点也缺乏考虑，这就造成了出版学研究既未形成思想哲学层面的高水平研究成果，也缺乏严谨、系统可复证的实证研究结论；另一方面，对于跨学科的方法，出版学研究者还需要从头学习和了解，许多时候受困于自己的畏难情绪，而难以在方法上进行突破和创新。(www.daowen.com)

关于如何加强对出版学研究方法的研究，刘兰肖认为，一要加强定量研究，二要深化比较研究，三是要推动综合研究。[31]李新祥认为，应该加强方法继承中的创新；定性和评价研究相结合的同时，加强定量和实证研究；在整体论的视野中加强案例研究；以问题意识为导向，寻求研究方法多样化。[8]石姝莉指出：“我国出版学研究欲取得重大进展，必须借助于包括问题式研究、比较方法、实证研究在内的多元方法论体系……尤其要加强实证研究。”[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