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出版学还十分年轻，发展很不成熟，作为一门独立学科，其自身建设还有许多不完善之处，但在发展过程中，出版学与其他学科相互交叉融合，产生了一些新的研究方向。从研究对象的内涵和层级来看，这些新的研究方向大多指向出版活动的规律、出版物的特征、出版企事业的管理等。基于此，我们认为可以将这些新的研究方向称为出版学的分支学科。

罗紫初教授在《出版学导论》中重申：“出版学由五类分支学科组成：一是探讨出版活动基本原理与一般规律的学科，二是研究出版活动构成要素的学科，三是研究出版物生产流通过程的学科，四是研究出版活动环境的学科，五是研究出版活动组织技术与方法的学科。”[25]我们认为，这种分类方法是相对较为科学和系统的，原因在于以上五个方面，共同构成了出版活动规律的整体，完整反映了出版学应研究的全部对象，并且有较好的可拓展性。随着出版实践的发展，环境的变化，必然会出现一些新的研究热点，形成一些新的知识体系，上述分类仍然可以概括学科的发展方向。

李新祥从狭义角度理解出版学，认为出版学仅指出版基础理论研究，也就是罗紫初教授所指的第一类分支学科，也相当于一些学者所称“元出版学”。他认为出版美学、出版伦理学、出版史学、出版政治学、出版管理学、出版经济学、出版心理学、出版法学、出版传播学等学科是出版学的“交叉学科”。但又指出：“此处交叉学科是指出版学与其他相关学科交叉研究所形成的分支性研究领域或学科。……出版学与这些交叉学科的关系属于基础学科与分支学科的关系。”从这些叙述里我们可以看出，李新祥所谓的出版学的交叉学科，实际上是广义出版学的分支学科。(www.daowen.com)

近年来学者们对出版学分支学科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出版史学、出版经济学等方向。武汉大学吴永贵教授的巨著《民国出版史》付梓出版，全景式展示了在中国出版史占有重要地位的民国出版史，探索了民国时期出版的内在规律。此外，断代史方面，陈矩弘的《新中国出版史：1949—1965》、程美华的《新时期(1987—2008)出版史概论》也相继出版，与《民国出版史》一道形成了描绘近现代出版史的完整图景。区域出版史方面，近五年来出版了齐峰的《山西革命根据地出版史》、隗静秋的《浙江出版史话》、金贝伦的《当代北京出版史话》，标志着出版史的研究更加完善。这一时期，除了对国内出版史的关注，学者们还从比较研究的视角，译介了不少西方优秀书史著作，如美国学者伊丽莎白·爱森斯坦的《作为变革动因的印刷机——早期近代欧洲的传播与文化变革》、英国书史学家戴维·芬克尔斯坦的《书史导论》。这些书史著作的译介出版，不仅丰富了出版史的研究，也为整个出版学的构建提供了新的借鉴和角度，有利于出版学科的构建与完善。

文化与经济是出版的一体两翼，一直以来，我们的出版学研究重视的是探讨出版的文化属性和社会价值，对出版作为产业的经济效益和运行规律研究不足。近年来，随着文化体制改革的深入，出版业转型升级的提速，实践的发展客观上推动了理论研究，产生了一批出版经济学专著。代表作有浙江大学吴赟副教授的《出版经济学的核心——基于市场机制的出版物价格问题研究》、上海师范大学王秋林副教授的《出版经济学教程》、上海世纪出版集团董事长陈昕的《出版经济学文稿》等。这些著作或者从价格、供求关系入手讨论出版经济的核心问题；或者聚焦企业讨论出版经济规律的作用及运用，用质性研究和实证研究结合的方法研究了出版产业的运行规律。出版经济学研究取得的成果，从本体论和方法论两个方面丰富了出版学的内涵，为出版学的发展贡献了十分重要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