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从事出版活动的历史由来已久,即使按照西方图书史学家公认的出版业诞生于15世纪晚期(古登堡印刷术发明)计起,人类出版的历史也有600多年了。[21]与出版实务相比,出版学研究历史还很短暂,理论还没有完全从实践中脱胎换骨,许多基础性的问题还没有得到解决。年轻的出版学需要向哲学、逻辑学、历史学、经济学、管理学、社会学、政治学、法学等成熟学科借鉴智慧,这些学科都可以称为出版学的“上位学科”。但近年来学者们讨论最多的是传播学与信息管理科学两门学科对出版学的影响和借鉴,因此,本文所讨论的出版学上位学科专指上述两门学科。从专业设置的角度来看,编辑出版学在许多院校被设置在新闻与传播学院或信息管理学院下;教育部颁布的《学位授予和人才培养学科目录设置与管理办法》和《授予博士、硕士学位和培养研究生的学科、专业目录》中,也将编辑出版专业或出版相关专业置于新闻传播学或图书馆学、情报学档案管理一级学科之下。尽管这里将传播学和信息管理科学视为出版的上位学科恐怕会引起异议,但为综合叙述方便,我们仍然用此标题,并在本文第五部分专门评述专业设置和学科分类问题。
关于出版学与传播学的关系。不少研究者都认为,出版学应该属于传播学的一个分支,出版学领域里各种编辑规律和编辑现象的研究都应该遵循传播学基本理论。赵均认为:“出版是一种传播活动……出版学理论与实践研究应该在传播学框架下开展……这也是1998年教育部调整高校本科专业目录、近年来一些高校自主增列研究生专业时,把编辑出版专业列为新闻传播学之下的二级学科的原因。”[15]他还指出:“从研究范畴来看,现有的编辑出版学和大众传播学是一致的。”而大众传播学显然是传播学的一个分支。[10]丁苗苗等认为,我国著名传播学者邵培仁先生对“传播”定义的五种分类(共享说、影响说、反应说、互动说和过程说)完全符合我国当前(编辑)出版学几大流派所秉持的研究视角,指出(编辑)出版“其实可以被上述几方面的‘传播’内涵覆盖,编辑学、出版学或编辑出版学,和‘新闻学与传播学’一级学科存在一定的从属关系”。[19]
另一种观点认为出版学与传播学属于同一层次的学科,出版学是一门独立的社会科学,是综合应用诸多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深入研究出版活动而形成的一门新兴的社会科学。出版学与文学、信息学、新闻传播学、管理学等属于同一学科层次的学科。[9]赵树望提出:“它所具有的实践性要求必须先从学科分类入手,把编辑出版学从新闻传播学、信息管理学等学科中划分出来,作为与其并列的一级学科,使编辑出版学实至名归,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11]李建伟表示:“编辑出版学的发展目标是将编辑出版学建设成为与新闻传播学并列的一级学科,即成立新闻出版与传播学。或者将新闻学与传播学提升为学科门类,将新闻学、传播学、出版学等提升为一级学科。”[22](www.daowen.com)
不难看出,与前一种观点相比,持出版学一级学科论者显得底气不足,字里行间更多的是“期望”和“呼吁”,表达的是提升出版学学科地位的美好愿望和迫切需求。但从目前的出版学研究现状和学科发展现实来看,提出出版学与传播学并列显得不切实际。自20世纪30年代诞生以来,传播学从无到有,确立了自己的研究范式,拥有了独特的研究方法,形成了独立的理论体系,产生了一批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学者,在全球高等院校中普遍开设了相关专业,这些成就都是出版学难以望其项背的。不论是从存在论、本体论还是方法论的角度看,出版学都需要向传播学借鉴智慧、汲取养分。
关于出版学与信息管理科学的关系,一种比较有代表性的观点是认为出版与新闻、广播电视、图书馆、博物馆都属于信息管理和知识服务的环节,因此,出版学与新闻学、图书馆学、博物馆学、档案学都属于信息管理科学。“出版学学科体系(与教材建设)研究”课题组的研究报告指出:“出版学与新闻学、广播电视学、图书馆学、博物馆学、档案学、信息管理学等都是应用性学科,这些学科的范围是信息与知识传播链条中的某一传播段或某一类信息,它们在知识传播链条上以不同的位置或角度为社会提供服务。”[9]哈佛大学历史系教授安·布莱尔在其专著《工具书的诞生——近代以前的学术信息管理》中提出一个有趣的观点,她认为在16、17世纪的欧洲,信息不是原始数据,而是被摘录的书籍内容。她研究了区别于个人知识的具有公共属性的信息是如何从《圣经》、教父著作、古典著作和当代学术著作中摘录出来,脱离原文本语境,被重新包装以便供人再利用。[24]其研究结论显示,工具书的出版过程本身就是信息管理的过程。布莱尔教授的研究成果具有创新性,首次清晰而具体地论证了图书出版与信息管理的关系,大量史料的运用及旁征博引的分析使其结论令人信服。更重要的是在互联网广泛使用、电子储存技术飞速发展的今天,布莱尔教授的研究为出版学的发展开辟了一个新的领域——从知识管理和信息服务的角度理解出版的本质。但是,我们应该看到,从产业角度而言,出版分为不同的领域:大众出版、专业出版、学术出版、教育出版等,每个领域都有自己独特的运行规律和生产方式。对于专业与学术出版而言,完全可以用情报学和信息管理科学中的信息储存、检索、选择、组织等理论来解释其现象和规律。而大众出版、教育出版,尤其是文学作品的出版却不能照搬上述理论。对于大众与教育出版物而言,其内容的文化、艺术、娱乐、教化色彩更浓,社会文化属性更为突出,不完全适用信息管理相关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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