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国外偏重于研究出版学的情况不同，我国是明确地将出版学研究和编辑学研究并举，所以关于出版学和编辑学关系的争论可以看成是中国编辑出版理论界的特色问题。”[13]关于出版学与编辑学关系的争论，自“出版学”一词在中国诞生以来就未曾平息过。理论界对于两者关系的看法，大致可以分为四种类型：一是认为编辑学是出版学的一门分支学科；二是认为出版学从属于编辑学；三是认为编辑学与出版学相互独立，是相关学科；四是认为编辑学等同于出版学，二者无实质差异而只是名称不同，可以将其共同称为编辑出版学。近五年来，学者们对出版学与编辑学关系的讨论仍以上述四种观点最为常见。

持编辑学是出版学上位学科观点的学者们继承了老一辈编辑家的观点，认为编辑活动的范围大于出版活动的范围，编辑活动的发生早于出版活动的发生，出版是编辑的一个环节。蔡克难认为：“出版是编辑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换句话说，编辑学其实应当是出版学的上级学科，诸如书报画刊、音像影视、广播网络乃至未来可能出现的种种形式的出版，都不过是编辑活动结合时代发展所借助的手段而已。”[1]赵航认为：“人类的编辑出版活动是和一切学问都有着密不可分的关联的，自然，它应该是一个‘跨界学科’。它直接涉及传播学、创造学、美学、心理学、信息理论、市场理论、法律法规、思维科学和决策科学，等等。必须融会贯通诸多成熟学科，借助并包含有关知识。”[14]

认为编辑学隶属于出版学的学者们针锋相对，对上述观点进行了反驳。赵均指出：“编辑学和出版学的关系认为出版学从属于编辑学的，是因为把出版行业出现之前的甲骨文编排等‘圈进来’；认为编辑学和出版学是并列关系的，是把广播、电影、电视、网络的编辑‘圈进来’的结果；认为编辑学从属于出版学的，最符合实际。我们用最简单的逻辑来说明这个道理：我们把编辑这个职业拿掉，出版活动仍旧可以进行，当然出版质量会难以保证；但是我们把出版这个行业整体解散，还会有编辑这个职业的存在吗?”[15]他进一步总结：“之所以辩论编辑学和出版学的关系，就是把出版行业出现之前的‘类编辑活动’和广播影视编辑活动圏进来的结果，既然研究范畴超越了出版行业，当然会认为出版学从属于编辑学。”[10]与赵均从行业角度论证编辑学对出版学的依附性不同，张志强、孔正毅等从学科分类的角度论证了出版学作为编辑学上位学科的合理性与科学性。张志强列举了美国和英国学位系统中出版学与新闻学、公共关系、信息服务等并列为一级学科的现状，认为：“出版学下可先设编辑学和出版发行学两个二级学科，随着学科的发展，增加其他专业作为其下的二级学科，如‘出版理论与历史’‘数字出版’等。”[16]在孔正毅建构出版学一级学科的理论构想中，出版学下设三个三级专业：编辑学、印刷学、发行学。[17]

由于我国重视出版工作的意识形态属性和社会文化功能，日韩编辑学著述较早被译介到国内，编辑工作从业者相对具有较高的文化水平，甚至不少老一辈编辑本身就是学者等原因，我国编辑学理论研究和学科发展比出版学起步更早，走得更远。但这并不足以说明编辑学可以包含出版学，成为出版学的上位学科。且不论编辑活动起源于何时在编辑学内部尚未形成定论，仅以编辑活动的发生早于出版活动的发生就得出编辑学包含出版学，在逻辑上犯了偷换概念的错误。反观另一派观点，基本是从产业或者教育等实践角度来寻找支撑出版学包含编辑学这一论断的论据。对学科属性和定位的认识如果仅从实践入手，不从学理角度分析，显然缺乏说服力。(www.daowen.com)

第三种观点认为二者互不隶属，编辑学和出版学是既有区别又有紧密联系的相互独立的学科。李频认为：“就学科开拓程度和目前的现实认知水平，可以认同编辑学是出版学的平行交叉学科。”[18]丁苗苗等指出：“编辑、出版是传播活动的‘一体两面’……编辑学与出版学并没有彼此从属的关系。”[19]赵树望认为：尽管目前对编辑学和出版学的区别和联系仍然有许多争论，对编辑出版学是否有“学”仍然存在分歧，但“不能将两者等同起来是基本立场”[11]。也有人甚至完全从实用主义的角度提出：“出版学与编辑学是紧密联系又彼此独立的两门学科，研究之则分，应用之则合，二者不存在互相隶属的关系。”[20]

第四种观点认为编辑学和出版学本质上是同一门学科，或者可以称其为编辑出版学。赵均认为：“其实编辑学和出版学也没有必要分开讨论，目前的编辑出版学研究积累还没有深厚到要内部分枝散叶的时候。而编辑出版学概念的提出，以及教育部专业调整后的‘三合一’现状也进一步坚定了编辑学和出版学相互融合的发展趋势。”[15]舒叶认为编辑工作和出版工作之间确实存在差异，但是这并不足以成为编辑学和出版学独立成为两个学科的依据，并指出：“应从编辑出版学科地位的角度出发来重新认识、处理编辑学和出版学的关系，而不再是拘泥于单纯的归属关系。”[13]

目前关于编辑学与出版学之间的关系以及学科地位差异之间的争论反映了出版学基础理论研究的薄弱，不仅没有形成自身的系统性、逻辑性和独立性，甚至尚未对自己的研究对象和研究内容进行清晰的界定，从而导致学科边界不清，也就无法厘清与编辑学错综复杂的关系，面对“出版无学”的质疑也就无法提出有力的反驳。我们认为，出版学和编辑学是有区别的，但两者谁包含谁，是什么关系，还有待基础理论研究者进一步探索。研究两者关系时既不能排资论辈，以学科发展先后顺序或成果多寡来评价学科地位；也不能完全从行业和实践出发，抛弃理论的统领性与前瞻性，武断地指出谁依附于谁；更不能避重就轻、避实就虚，以实用主义者的心态，根据需要强调或者忽视两者的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