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来，不少国内外出版理论探索者都对出版学的研究对象做过描述和界定。罗紫初教授在2014年出版的《出版学导论》一书中，再次就已有研究对出版学研究对象的结论进行了归纳，认为其观点大致可以分为规律说、矛盾说、文化现象说、出版要素及其关系说、出版活动说五类。罗紫初教授认为，五种观点各有特色，也都有不足，但从研究对象的特殊属性角度，其认为矛盾说更能反映出版学研究对象的性质，出版学研究对象应该是出版物商品供求矛盾，理由是出版物的商品供求矛盾是出版领域特有的、主要的、基本的矛盾，在众多矛盾中，出版物商品供求矛盾最能反映出版活动的本质特征。[6]同样支持矛盾说，庞沁文却认为，出版人与出版物的矛盾贯穿出版活动始终，是出版活动的最基本矛盾。原因在于“出版人如何出版出版物是出版学的基本问题，出版人与出版物的相互作用规律是出版活动的基本规律。出版人与出版物相互作用的过程其实就是出版物的编辑、复制、发行、接受的过程，是创造出版物的文化价值与经济价值并通过传播与读者接受实现这两种价值的过程，文化价值与经济价值的统一是出版人与出版物相互作用过程中内在的本质的联系。从本质上讲出版的基本规律是出版活动内部主客体矛盾的对立统一”。[3]

李新祥在《出版学核心》一书中，也将前人对出版学研究对象的成果进行分类，除了出版现象说、矛盾说、规律说、出版要素及其关系说之外，还总结了活动(或行为)说、管理说、存在说三种类型。比较李新祥和罗紫初两位学者的分类发现，前者将后者的出版活动说进一步分类。在总结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李新祥指出：“所谓出版学就是研究出版现象、总结出版经验、揭示出版规律的科学。”[7]这是认同现象说、经验说和规律说，并将出版学的研究对象设定为出版现象、出版经验和出版规律。在其著述《出版学核心》中，李新祥进而又提出：“出版是一个多元的符合存在，任何一种出版现象都应该是出版学的研究对象。”[8]从学科构建的角度来看，这种对研究对象的界定过于宽泛，不利于学科边界的形成和研究内容的确定。同样，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出版学学科体系(与教材建设)研究”形成的结论也有泛化出版学研究对象的倾向，该课题组发表在《出版发行研究》上的论文指出：“出版学本质上就是研究出版物的生产、交换和消费的科学。出版物的生产、交换和消费是出版学的基本内容。”[9]由此可见，近年来对出版学研究对象的研究仍然停留在对过去研究成果的总结、提炼、延伸上，没有创造性的研究成果，也尚未出现令人惊喜的突破。赵均一针见血地指出：“编辑出版学研究之所以难以深入，原因在于编辑出版学基础理论研究一直缺少大的突破。基础理论的无法突围，究其根本是编辑出版学的研究范畴还没有被普遍认识到，甚至是走上歧途。内涵小的概念其外延必然大，学者们仅从编辑活动的选择、加工、优化等形式上的特点出发，发现很多社会活动都具备这样的共性特征，并由此创建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编辑出版学。”[10]

研究内容是研究对象的具体化，一门学科的研究对象一旦确定，研究内容也就随之框定。基于对出版学研究对象是出版物商品供求矛盾的认识，罗紫初教授认为出版学的研究内容包括基础理论、书刊生产流通基本规律、出版发行事业的组织与建设规律、出版物市场营销规律、出版发行事业史和现代化技术手段在出版发行活动中的应用等6个方面。“出版学学科体系(与教材建设)研究”课题组认为，出版学的研究内容包括7个方面：一是出版物精神生产与物质生产的特点及其相互关系；二是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的关系；三是编辑、复制和发行之间的内在关系；四是出版活动与社会的关系；五是出版物市场和出版物营销；六是出版队伍的建设；七是出版业的管理和经营。(www.daowen.com)

分析已有研究对出版学研究内容的梳理，不难发现，大部分学者都基本同意从理论和应用两个层次划分出版学研究内容。出版学基础理论研究的内容包括出版学的性质、特征、形成、发展规律、研究范式、研究方法等，是指导整个出版学发展的相对独立的学问，其特点是不研究出版现实，只关注出版学本身。也正因为如此，也有人称其为“元出版学”[11]。而出版学应用研究的内容涉及出版活动的方方面面，如出版活动的运行规律、出版管理的方法、出版消费的特点、出版物的加工制作和传播等。就目前而言，出版学已经在应用研究方面取得了较大进展，但在基础理论方面仍然有待提高和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