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编辑学学科性质的争论一直伴随着编辑学的发展而存在。大多数研究者认为，编辑学产生于编辑实践，是编辑实践经验的理论表现，有着指导编辑活动的特定目的，因此当属于应用科学，不属于理论科学。也有一些学者提出了不同意见，提出编辑学虽具有较强的应用性，但也存有相当的理论内涵。在《编辑学研究：路在何方》一文中，周国清就明确指出，理论性和应用性是编辑学的双重学科属性，理论性是其学科全架，应用性是其直接目的，理论是其基础，应用是其归宿，正由于理论与实践的相互作用，才形成了编辑学[15]。王勇安也持有类似意见，认为长期过分强调编辑学的应用性，难免会使学界和业界忽视编辑学的理论内涵。他强调，应用性学科并非不讲理论，而是需要将作为研究对象的工程和社会实际问题上升到理论层面加以研究[16]。

编辑学学科体系的构建与完善是一个动态过程，近五年来，由于研究者各自研究的依据与出发点不尽相同，所构建的编辑学学科体系也存在较大差异。邵益文、周蔚华从知识构成的角度出发，认为编辑学的学科体系包括编辑理论、编辑实务、编辑史三个组成部分[17]。陈敏通过探寻编辑学的学科边界，对编辑学的研究场域予以圈定，其在所著的《也谈编辑学学科边界的划分》一文中提出，编辑学是一个内涵丰富的综合学科，应该脱离过去“编辑两体论”的束缚，构建普通编辑学。由“编辑五体”组成的完整的编辑活动以及由此产生的理论、历史与技术的集合外缘正是普通编辑学的学科边界[18]。

对于编辑学与相关学科的联系，研究者们也纷纷表达了自身看法。靳青万分析称，由于编辑活动所涵盖的范围要远远大于出版活动，因此编辑学的学科边界和学科疆域不仅远远大于出版学，而且实际上要涵盖出版学[19]。李建伟也认为，编辑学应是一个“大编辑学”的概念，许多学科都离不开编辑活动和编辑工作。因此，编辑学不应是出版学的一个分支，而应成为一个包含出版学的学科，“编辑出版学”应该成为和“新闻与传播学”并列的一级学科[20]。吴平在分析编辑学的学科建设问题时强调，编辑学是在多学科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既没必要因为其独立性而排除与相关学科的关系，也没必要因为其关联性而失去自身存在的价值。在信息社会，编辑学与多学科共生共长，既独立又相互紧密关联。[21](www.daowen.com)

编辑学理论的研究方法之所以也为学者们所广泛关注，在于其对编辑学研究起着选择研究途径、提供研究手段的重要作用。王振铎先生在对60年来的编辑学研究发现进行梳理后强调：编辑学要突破地区性研究、行业性研究、分支的个案研究或类型性研究和“量化”分析的方法，关注“质化”的本体论研究方法，达到一种合乎逻辑的学理高度，以期获取一定的媒介架构效果[22]。李景和从编辑学须揭示编辑行为的运行规律这一基本任务出发指出，编辑学研究者应运用辩证唯物论的思想方法，从实际出发，依据辩证逻辑原理，建立编辑行为→编辑本质→编辑概念相一致的辩证思维框架，全面深入地分析编辑行为及其构成因素和运行机制[23]。此外，郑确辉从衡量编辑学理论研究水平的尺度入手反推研究程序，认为编辑学理论研究在引进其他学科的理论和方法时不能一成不变，而要进行创新，同时也要求理论研究具有清晰的逻辑结构[24]，唯有如此才有可能做到高水平。

总之，近五年来关于编辑学理论的研究，有分歧，亦有突破，体现了研究者在新的时代背景和要素禀赋条件下对已有命题以及基本问题的审视和思考，对编辑学基本理论的丰富与完善无疑具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