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以来，美国电影的主要发行渠道是院线，其次是DVD发行。近年来，随着iTunes、Amazon Prime等数字平台的快速崛起，电子销售和租赁服务（EST），也就是付费点播（TVOD）的模式在电影发行中的重要性日益凸显。根据美国全国影院主协会（NATO）提供的数据，院线至DVD的平均窗口期从1997年的172天大幅缩短至2019年的92天；院线至EST的窗口期则从2012年的118天缩短至2019年的81天，超过DVD成为电影第二顺位的发行渠道。^[2]不过，这一趋势正在逐渐放缓，2012——2017年，院线至DVD的窗口期平均每年仅减少3天，EST窗口期也进入了相对稳定的状态（Granados & Mooney，2018）。

美国目前并没有直接对窗口期进行立法，窗口期的形成在很大程度上是制片公司、院线、流媒体平台多方市场博弈的结果（Cabral & Natividad，2020）。但在这个“动态平衡”的过程中，美国司法部曾采取多项反垄断措施，对于平衡市场势力、调整产业格局、维护竞争秩序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20世纪20至40年代，正值黄金时代的好莱坞大制片厂凭借集制作、发行、放映为一体的全产业链运作模式形成了联营垄断，致使小型院线和独立制片公司几乎无法生存，良性竞争的缺乏阻碍了美国电影市场的整体繁荣。出于促进公平、保护弱势的考虑，在美国司法部的推动下，《派拉蒙法案》在1948年正式出台，八大制片公司被迫剥离了院线业务。1965年，美国全国影院主协会（NATO）成立。作为目前全球最大的电影放映业组织，协会在业界拥有广泛的影响力，是与制片公司和流媒体平台抗衡的重要力量。在拉斯维加斯，由NATO主办的美国电影产业博览会“CinemaCon”是每年全球最大的电影产业盛会，也是好莱坞最为重要的活动之一，窗口期问题曾多次在大会上引发激烈讨论（方捷新，2017）。(www.daowen.com)

在《派拉蒙法案》颁布72年后，美国电影市场的生态环境已经发生了根本性改变。一方面，以迪士尼为代表的好莱坞巨头以集制片拍摄、有线电视、流媒体、主题公园、衍生品为一体的横向产业整合取代了过去派拉蒙式的垂直整合，并在大集团的协同效应下构筑起了新的垄断帝国，收入来源呈现出IP化、多元化和全球化的特征。片方不再依赖与院线合谋，而是提出缩短院线窗口期，以保持电影在多渠道的营销热度。另一方面，Netflix、Amazon、Hulu等流媒体平台凭借便捷的观影体验、数字技术的加持和制播一体化的模式实现了颠覆式创新，提出了更为激进的“零窗口期”主张。面对手握强势IP的大制片厂，同质化竞争严重，对内容高度依赖却又不能像流媒体平台一样自制内容的影院再一次沦为行业弱势，其所谓的优先地位早已摇摇欲坠。

如果说大制片公司和流媒体平台的前后夹击压制了主流院线的生存，那么艺术电影和独立院线的情况则更令人担忧。马丁·斯科塞斯说：“如今，电影行业里有一些人对艺术问题完全漠不关心……我们有两套分离的领域，一个是全球范围内的视听娱乐，另一个是电影艺术（Cinema）。它们仍然会有重叠的时候，但这种情形越来越少了，我担心，拥有经济支配地位的一方会让另一方变得更加边缘化，甚至贬低它们的存在（Martin，2019）。”斯科塞斯的这一观点曾被美国司法部助理总检察长马坎·德莱希姆在关于计划终止《派拉蒙法案》的演讲中多次引用。2019年11月，美国司法部正式宣布终止《派拉蒙法案》，但将法案中关于禁止“包档发行”（Block-booking）和“巡回交易”（Circuit Dealing）这两项有利于院线方的条款设置为两年期的落日条款。^[3]司法部的这一行为试图缓解院线和片方的紧张关系，也让双方有过渡时间摸索新的商业模式。法案终止后不久，Netflix就宣布接管了历史悠久但濒临破产的纽约艺术影院——巴黎剧院（The Pari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