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古代,乐舞便具有促进情感交流、缓和人际关系的作用。早在西周周公制礼作乐时,就以“礼”来区分等级秩序,以“乐”来协调情感关系,从而维护周王朝的统治。《乐记》中则进一步强调了政治、乐舞、社会的密切关系,并提出“礼节民心,乐和民声”[12];“礼义立,则贵贱等矣。乐文同,则上下和矣”[13]的思想,被后世不断继承。各王朝统治者均采用乐舞的形式来表现多民族国家的统一,展现与周边国家的良好关系,如汉代乐府中设置巴渝鼓员,唐代的《十部乐》《骠国乐》《南诏奉圣乐》,清代的《瓦尔喀部乐》《蒙古乐》《回部乐》等乐舞作品。
在今天“一带一路”倡议下,传统舞蹈的艺术感染力、文化凝聚力构架起一座桥梁,能够联结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促进“民心相通”,起到柔性外交的作用。不同文化存在竞争性,而乐舞艺术的交流更多的是相互间的欣赏。[14]以表演艺术为载体讲述“一带一路”的故事,将各民族的歌舞汇聚其中,能够彰显丝路精神,增进民族情感,消弭文化隔阂,促进各国和谐共荣。如取材于敦煌壁画,由甘肃省歌舞剧院所表演的舞剧《丝路花雨》走遍了国内外的舞台,自创作以来演出多达2600余场,成为中国传统艺术与敦煌文化的一张名片而享誉中外。《丝路花雨》的演出不仅开创了敦煌舞流派,使壁画上的静态形象重新复活,使敦煌学的灿烂篇章艺术再生,使敦煌飞天的品牌家喻户晓,也通过表现古丝绸之路上的友谊故事反映了今天团结友爱、共创美好未来的主题。《丝路花雨》是对佛教主题改造的结果,它变佛国为世间,变礼佛为友谊和爱情,它是宗教和谐、民族团结的象征。[15]敦煌飞天空灵善化、慈悲为怀的形象,通过舞蹈艺术的表演传达展现了强大的包容性和同化力,既保持了本民族的特色,也赢得了全球观众的认同,以持续的共情力成为人们喜闻乐见的艺术精品。(www.daowen.com)
舞蹈作为艺术之母,是人类最早产生的艺术形式之一,从今天内蒙古阴山岩画、广西花山岩画、云南沧源岩画等早期原始社会的生活痕迹遗存中,我们都可以见到大量的舞蹈形象。舞蹈作为一种非语言文字文化,在原始社会文字尚未产生前具有表情达意的功能。“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民族众多,具有多样的历史文化、地域文化、宗教文化、民族文化,在文化传播方面不太容易。而舞蹈作为肢体语言,以达情为旨归,以动作为形式,能够削弱因语言、传统、文化差异而造成的文化折扣。此外,“一带一路”沿线的国家和地区在历史上因民族融合、宗教传播、文化交流等原因,在乐舞方面本就具有一定的审美共通。如新疆地区的“木卡姆”不仅在我国流行,在中亚、西亚、北非等多地区民族中均可找到其乐舞踪迹;敦煌舞“S型三道弯”的体态特征与今日的印度舞蹈在形态上也有诸多相通之处;中、日、韩三国的雅乐有共同的文化依据;寺院佛教舞蹈有相同的文化内涵、动作形态与表现形势等。以身体语言的方式来进行交流的表演艺术,能够在跨文化背景下减少因文化差异带来的价值降低,从而使传统文化更好地“走出去”。如云南地区少数民族众多,文化遗产丰厚,地域特色鲜明,本来在进行文化交流时会产生较大的交流障碍,但是以杨丽萍的《云南映像》为代表的云南地区原生态舞蹈通过少数民族粗犷、质朴、热情又神秘的表演诠释了生命之美与信仰之美,所展现出来的文化自信与文化自觉不仅征服了公众和票房,也唤醒了民族记忆,延续了族群文化的基因,使文化个性与共性得到了完美的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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