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一路”及沿线地区是古代中西乐舞交流与沟通的桥梁，对中国舞蹈的历史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第一，丝绸之路丰富了中原的乐舞文化。自东汉时期，汉灵帝即爱好“胡箜篌、胡笛、胡舞，京师贵戚皆竞为之”。^[2]南北朝时期，胡乐胡舞更渐昌盛，据《旧唐书·音乐志》载，“周武帝聘虏女为后，西域诸国来媵，于是龟兹、疏勒、安国、康国之乐，大聚长安”。^[3]隋初，文帝始设“七部乐”：“一曰《国伎》，二曰《清商伎》，三曰《高丽伎》，四曰《天竺伎》，五曰《安国伎》，六曰《龟兹伎》，七曰《文康伎》。又杂有疏勒、扶南、康国、百济、突厥、新罗、倭国等伎。” ^[4]唐代宫廷燕乐在隋代的基础上增设为“十部乐”，用于朝会大典、宫廷大宴、接待外宾的重要场合等。“十部乐”除《燕乐》和《清乐》外均为丝绸之路及沿线地区国家的乐舞，可见西域乐舞的传播极大地丰富了当时的宫廷舞蹈，并发挥了重要的政治作用。在宫廷乐舞之外，民间舞蹈也深受中西文化交融的影响，“女为胡妇学胡妆，伎进胡骑务胡乐。《火凤》声沉多咽绝，《春莺啭》罢长萧索”。唐代天宝年之后，《火凤》《春莺啭》等中原乐舞已逐渐成萧索态势，而胡舞则呈现“城头山鸡鸣角角，洛阳家家学胡乐”^[5]的景象，可见中西文化的交流使宫廷与民间的乐舞形态和内容都产生了较大的改变。

第二，丝绸之路改变了舞蹈的形态特征。在丝绸之路及周边地区的乐舞交融下，中原地区的传统舞蹈吸收了西域舞蹈的特点进行发展，西域的乐舞也受到中原地区乐舞的影响，并呈现出形态、舞姿、风格上的改变。前者代表如《西凉乐》，据《旧唐书·音乐志》记载：“《西凉乐》者，晋室末，中原丧乱，张轨据有河西，苻秦通凉州，旋复隔绝。其乐具有钟磬，盖凉人所传中国旧乐，而杂以羌胡之声也。魏世共隋咸重之。”^[6]中原清乐与龟兹乐舞相融合而形成了《西凉乐》。《西凉乐》既具有中原乐舞的娴雅风格，又兼有西域的服饰装扮，是中西文化交融舞蹈的形态表现。后者代表如《龟兹乐》，《龟兹乐》为新疆库车地区的乐舞。据《隋书·音乐志》记载：“龟兹者，起自吕光灭龟兹，因得其声。吕氏亡，其乐分散，后魏平中原复获之，其声后多变易。至隋有西国龟兹、齐朝龟兹、土龟兹等，凡三部。”^[7]《龟兹乐》在传入中原后形态进行了改变，被北齐鲜卑化了的龟兹为齐朝龟兹，受汉朝影响形成土龟兹，其乐舞“新声奇变，朝改暮易”，在唐代后已无三种分类，可见西域乐舞受中原文化的影响，在形态上发生了较大改变。(www.daowen.com)

第三，中原乐舞经丝绸之路传播至沿线国家并产生持久影响。在中国古代的文化交流内容中，乐舞是重要的组成部分。在中原王朝鼎盛时期，周边国家或地区派遣大量使者觐见，并遣送贵族子弟前来访学。归来的使者及留学生将中原的文化艺术及生产技术传往本土，其中也包含了舞蹈艺术。如日本平安时期，著名作家紫式部在著作《源氏物语》中有许多对唐代舞蹈的描写，从书中可以看出唐代乐舞曾一度超越日本本土舞蹈，成为当时宫廷舞蹈的主流。在《源氏物语·红叶贺》一章中，源氏公子与头中将所表演的《青海波》原为唐朝青海地区的舞蹈，但流传至日本后在平安时代尤其盛行。此外，流传至日本的唐乐见诸记录的还有《兰陵王》《春莺啭》《苏合香》《拨头》等。在《大日本史·礼乐志》中所记载的唐乐有73首，这些乐舞在日本的宫内厅中传承至今，成为东亚传统文化艺术的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