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文化不仅抽象为虚拟符号，更以实体物质的建筑、道路格局、空间场所等展现出来。城市建筑承载当地人生活的痕迹，其建筑形态及功能等都随城市发展进程更迭与转变。矗立于上海外滩的万国建筑群曾是20世纪初租界时期外国侨民的住所，如今各大银行金融机构入驻其中，成为现代上海的地标性景观。在发展新文创城市过程中，断然拆除城市旧有建筑而新建高楼，显然并非优选，因为这个举措会割断地方与居民的文化情感联系。20世纪70年代，以简·雅各布斯为代表的人文主义学者就批判了这一过于理性的规划路径，他们提倡“城市是多样化生产展开的地方”，营造人性化空间才是城市存在的根本。^[15]对城市建筑空间的形态再造、功能更新，不仅关乎视觉层面的城市景观及审美，更关系生活在此的公众对城市的情感与认同。

随着城镇化及新一轮产业转型，制造业搬离城市中心遗留闲置厂房。利用工业遗产改建文化创意产业园区成为实现城市更新的一种实践策略。20世纪70年代，美国苏荷区开始在工业时代铸铁建筑“统楼房”（Loft）基础上改建艺术工作室。借鉴苏荷模式，德国鲁尔区、北京798艺术园区、上海莫干山艺术街区等都基于老旧工业厂房发展成为文化创意园区，在保存旧厂房建筑的基础之上，将旧厂房改建为文化馆、图书馆、博物馆等并展开文创活动。自20世纪90年代至今，我国文创园区数量近3000家。不过，伴随城市的高速发展，大量文创园区或成为房地产圈地运动的陪衬，或沦为“有园区、无创意”的空置场馆，以文创园区为基地搭建产业平台、实现集聚效应的愿景渐行渐远。

城市与文化创意产业的良性耦合，更为鲜明地体现为文创活动所带来的社会效益。正如查尔斯·兰德利对于创意城市愿景的描绘，创意更重要的在于达成城市内外的分享、沟通。也就是说，实现对文创活动的公共参与，为公众提供多元文化交流，活跃城市文化氛围才是创意嵌入城市最为根本的用意所在。文化创意园区更应基于园区基础提供公共参与机会，激发城市公共实践的发生。以位于台北市中心的1914华山文创园区为例，这一基于1895——1945年建造的酿酒厂的文创园区，在转型初期就清晰规划出供公众参与的艺术文化空间，将其开放给各种展览、音乐会、主题市集等使用。对本地居民与创意活动者而言，这里能够满足个体感官与精神的多重需求，是供沟通思想、休闲体验及情感交流的城市公共空间，而经由文创艺术所激发的社会参与又提升了文创园区的社会影响力。(www.daowen.com)

实现依托文化创意的城市公共传播，更重要的在于调动创意阶层的参与，以此来激发文创空间的公共性。除占据较大体量的文创园区外，城市中不乏大大小小的咖啡馆、实体书店及酒吧等文化消费场所。受互联网及电子商务冲击，基于实体店面的传统产业均面临销量下降、转产转型的危机，与之相反，极具参与体验性的文创场所却重焕生机。咖啡馆、书店中常有创意阶层参与的读书会、观影会及沙龙讲座等活动，甚至活跃在商圈街区中的创意集市、夜市地摊等，都经由线上组织，在线下汇聚互动，再到线上分享体验，因而成为颇具创意性的社区。文创场所成为连接创意者的社区节点，经由这些遍布城市角落的文创场编织出城市的文化创意网络。积极搭建城市的创意空间，则是实现这一愿景的基石。

随着数字新媒介技术的更新，如今媒介更显现出嵌入地理位置、及时反馈、瞬间移动等地理媒介特性。^[16]在城市场景中，借由大屏幕、虚拟现实及光影技术等数字化手段制造公共事件已不鲜见。自20世纪中下叶起就汇聚在纽约时代广场的LED电子广告屏，其投放内容预示着资本、市场及文化的某种趋向。如今，智能媒体能够嵌入建筑幕墙，公众通过移动智能手机即可连通大屏幕，共同参与制造城市影像景观，实现公共与私人网络之间的连接往复。在意识到数字媒介技术形塑“奇观”的传播力后，城市开始将数字技术嵌入城市实体空间并制造公共营销事件。2018年五一期间，西安就依托城市地标“城墙”举办了无人机光影秀，期望以城市历史景观与新媒介技术“混搭”重塑城市意象，而这正成为数字传播时代“新文创+城市”实践的例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