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60年代,西方文艺理论发展历程中出现了重要的转向,研究重心从作者转向了读者的接受意识。传统的文学史研究在汉斯·姚斯看来是不全面的,因为它们缺乏了文学活动的一个重要维度,那就是读者的接受维度。1967年,汉斯·姚斯的宣言性论文《文学史对文学理论的挑战》标志着接受理论的诞生。1968年,法国哲学家罗兰·巴特(Roland Barthes)出版了简短但闻名于世的著作《作者之死》(Death of the Author)[8]。巴特教育人们,读者在阅读中的角色是作者式的(writerly)、可写的(scriptable),而不是读者式的(readerly)、可读的(lisible):读者必须和作者一起书写。写作应该从传统的主体——客体状态转向主体——主体状态,读者和作者都扮演着主体的角色,读者不再受制于所谓“伟大作者(Great Author)”“作者是上帝(Author as God)”的创作思想统治[9]。在巴特眼中,作者和读者的地位同样重要,拒绝将作者凌驾于读者之上。姚斯和伊瑟尔持类似的观点,也主张将读者的接受放在首要位置。
接受美学探讨的是作家与读者之间的互动,跨文化传播探讨的则是文化如何在传播过程中影响被传播者,被不同文化背景的人群所接受,进而对传播方的文化形象起到积极的塑造、推广作用。在跨文化的传播中,海外受众的接受显然比在同一文化中的受众接受难度更大,背后逻辑也更加复杂。接受美学把文学的历史看作作家、作品和读者之间的关系史,并将读者的重要性置于优先地位,认为读者的接受与阅读构成了作品的价值与历史,作品在海外传播过程中如果未能得到海外受众的接受与解读,其文化价值则无法被体现,传播的意义与效果就会大打折扣。因此下文将从接受美学的逻辑出发,根据接受美学的三大核心理论——期待视野、审美距离和召唤结构来具体分析《风味原产地》的海外传播优势。(www.daowe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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