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前对于“艺术介入”问题的相关讨论中，“介入”一词首先受到了批判。因为有部分学者认为“介入”带有自上而下的色彩。艺术对于乡村“介入”的态度和视角，带有精英主义的傲慢；在艺术乡建中，“乡村很容易成为假想中远离都市的精神乌托邦，这种假想致使二者的地位产生了不对等”。在“羊磴艺术合作社”的创始人焦兴涛看来，自上而下的“介入”具有强制性，是一种“政治艺术及社会学式的手段和路径”。但亦有不少观点将“介入”认同为积极的行动。

面对来自不同立场的纷杂之声，让我们先回到“关系美学”的理论视域中来看“介入”。在伯瑞奥德的“关系美学”提出之后，美国学者格兰特·凯斯特（Grant Kester）在对社会介入式艺术的研究中，进一步提出了“对话式（dialogical）艺术”与“合作式（collaborative）艺术”。“对话”不是指存在于艺术家和观众，或观众和作品之间的交流，而是指艺术家创作这类作品的目的即是为了促进不同社群之间的对话。这类艺术作品首先能够超越画廊和美术馆体制的局限，也就是说，作品大多发生在传统的艺术展示空间之外。其次，尽管不同作品发起的对话涉及不同的内容和目的，但凯斯特认为它们都存在一个共同的特征，即“这些对话都旨在制造一个对话和交流的创造性空间”，对话是“作品本身的一部分，它被再框设为一个积极的、生发性的过程”。最后，在对话式艺术的视域下，艺术作品成为一种沟通交流的过程，一个呈现差异的意义、诠释和观点的场域。“合作式艺术”的范围则更加广泛，在凯斯特看来，“合作”未必要求“对话”；而一旦“对话”存在，就意味着已经产生了“合作”。凯斯特说道：“我在此处重点研究那些在特定地点展开的合作式项目，它们展开广泛的互动和分工劳动，互动式的参与过程本身被看作这类创新实践的一种形式。在多数情况下，这些项目都发生在传统艺术展示场域之外，如双年展、画廊、美术馆，它们与当地社群、社区或政治对抗场所相伴而生。”凯斯特推崇那些在社会现实中产生实际效果，以及基于真实事件的社区艺术和激进主义艺术，可以说，凯斯特的观点继续推进了历史上前卫艺术的“生活化”策略。(www.daowen.com)

可以明确的是，凯斯特在伯瑞奥德“关系艺术”的基础上阐述了社会参与式艺术中的互动方式，丰富和拓展了关系美学理论。凯斯特所提倡的“合作”“对话”，与伯瑞奥德的“相遇”“协商”“共存”，共同成为我们把握“艺术乡建”的理论资源。在这种视角下，艺术乡建应该由“介入”向“融入”转变，由自上而下式的改造模式向平等的、在地性的协作（协商+合作）模式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