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2月，一场名为“乡野，未来”（Countryside，The Future）的展览（见图1）在纽约的古根海姆美术馆开幕。展览将“乡野”界定为“覆盖地球表面98%的、尚未被城市所占领”的广阔土地，它关注发生在“乡村、偏远与荒野之地的剧烈变化”，探讨现代的休闲（leisure）观念、政治驱动下的大规模人类规划工程、气候变化、移民、人类与非人类生态系统等正在改变全球景观的激进实验，并对当下全球环境、政治与社会经济视域中的紧急议题进行回应。^[5]展览力图将我们关注的目光从城市中心引向广大的非城市地带，探求人类未来生活的别样可能。质询与反思现代化进程中我们对“城市——乡野”“中心——边缘”“人类——非人类”等二元对立结构的建构，也启发我们思考乡村实践中地方性与全球性的关系。

在策展人、荷兰著名建筑师雷姆·库哈斯（Rem Koolhaas）眼中，“乡村”是“被忽视之域”（ignored realm），也是一块“投射着一切行动、意识形态、政治团体和个体革命的意图的画布”。在美术馆四层展厅的“中国”板块中，呈现了包括“集体经济”（collective economy）、“文化旅游”（cultural tourism）、“农村电子商务”（rural e-commerce）和“高科技农业”（high-tech agriculture）四个子主题的内容。曾经在中国河南、贵州、江苏和山东的农村展开过调研的库哈斯表示，“中国是目前唯一一个坚持把乡村视为可行之所和创造新机会之地的国家”。^[6]

图1　“乡野，未来”（Countryside，The Future）展览现场（图片来源：https：//www.guggenheim.org/exhibition/countryside）

在中国当代艺术的叙事中，自2017年以来得到社会广泛关注的“艺术乡建”实践呈现出不同的模式与样态，引发了诸多争议，也抛出了不少无论从艺术角度还是社会角度都值得深思与探讨的议题。(www.daowen.com)

2019年，中国最早的一批艺术乡建项目迎来了十年的重要时间节点。这一年，有以下几个具有代表性的展览对此进行了回顾和梳理：3月，在北京白盒子艺术馆开幕的“谁的梦——石节子十年文献展”，回溯了石节子美术馆从2008年至2018年的社会实践与艺术工作，通过十年来数百场活动的文献资料及大量图片呈现了该美术馆在中国当代艺术转型期的态度与立场；同月，于北京中华世纪坛开幕的“2019中国艺术乡村建设论坛暨中国艺术乡村建设展”同样介绍了石节子的案例，以及渠岩执导的“从许村到青田”项目和左靖带领的“作为遗产的景迈山”项目；10月，在深圳举办的“中国艺术乡村建设展·深圳”则在此基础上扩充了浙江泰顺徐岙底村、海南三亚中廖村、四川安仁南岸美村，以及浙江松阳陈家铺、斗米岙村、后畲村等乡村建设的成果。

从近十年的实践来看，从当代艺术、文化产业与乡村建设的结合点出发的艺术乡建，需要兼顾艺术与社会两个面向，既注重当代艺术内部的问题，“强调探索当代艺术生产和创造的诸多可能性，将乡村作为一个有机的、互动的发生现场”，发挥当代艺术的实验功能与实验价值，捍卫内向的“艺术性”；又需要兼顾经济、社会效益，强调公共性，发挥外向的“艺术性”。从主体上看，既有的这类艺术乡建实践主要分为由艺术家个人主导和由学者加艺术院校合作主导两类。其中比较具有代表性的包括艺术家渠岩发起的“许村计划”（2007年，山西），艺术家靳勒发起的“石节子村艺术项目”（2008年，甘肃），学者欧宁和左靖发起的“碧山计划”（2011年，安徽），焦兴涛发起、四川美院支持的“羊磴艺术合作社”（2012年，贵州）等。

概而言之，在多元主体探索的背景下，围绕“艺术介入”与“艺术乡建”大致形成了两方面的主要议题。一类是“艺术乡建”的定位问题——艺术何为？“艺术乡建”的落脚点在哪里？是艺术带动乡建，还是乡建推动艺术？更强调艺术还是更强调社会？艺术究竟应该被放在一个什么样的位置？艺术究竟能发挥多大的力量和作用？这个问题更多涉及“艺术乡建”的经济效益、持续性、评判方式、特殊与普遍的关系等问题。另一类是“艺术乡建”的方式问题——艺术应该如何介入乡村建设？其中涉及较多的是艺术乡建的“在地性”“主体性”“参与性”等问题。这两方面问题有叠合之处，相互牵涉，彼此缠绕。以“关系美学”的视角考察这些艺术乡建的实践，也或重构、或丰富、或扩充了我们对于当代艺术之“公共性”“公共领域”“公共精神”等关键问题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