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当代艺术史与艺术理论中的“社会参与性艺术”由来已久。当代艺术的社会学转向使其自身的先锋性不再固着于艺术的语言形式，而更多将目光和想象力投射到对社会的关注，尤其是对社会权力关系的批评与建构上。

尤其是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社会雕塑”（social sculpture）、干预主义艺术（interventionist art）、社群艺术（community art）、社会介入式艺术（socially engaged art）、合作式艺术（collaborative art）等话语所覆盖的艺术实践，都强调了艺术介入社会的面向。

英国学者克莱尔·毕肖普（Claire Bishop，1971—— ）认为，与20世纪三次重要的世界性社会运动相伴，西方当代艺术的社会转向（social turn）也经历了三个阶段：1917年的历史前卫，1968年的新前卫和1989年后的参与式艺术（participatory art）。20世纪初，以未来主义、构成主义、达达主义等为代表的欧洲的历史前卫艺术运动，在激荡的国际政治形势下，以诸如行为表演的方式开启了打破艺术作品与生活的边界，使艺术成为公共事件的先声。毕肖普认为，这些先锋运动的发起者试图在日常生活中制造“震惊”效果，以此策略性地激发人们对于现实世界的反思，通过总体性的社会批判构筑人们精神的乌托邦领地。到了20世纪60年代，在战后精神危机及左翼思潮和社会运动风起云涌的刺激下，新前卫艺术家们转向了更加微观的日常生活批判。行为艺术、偶发艺术、身体艺术等潮流不仅拓宽了“艺术”的边界，也以更加个体化的形式践行着艺术的社会介入力量。20世纪90年代初期以来，艺术家在全球各地对参与和合作的兴趣愈加热烈，基于“后工作室创作”而延伸的领域在实践和理论方面得以不断拓展，许多相应的概念、批评话语、美学探讨也随之衍生。

广义的“社会参与性艺术”由来已久，中国的社会参与性艺术在20世纪也经历了发展的过程。中国的乡村在现代化进程中所经历的巨大变迁，尤其是城市化对乡村的影响，是艺术介入被反复探讨的问题。艺术对乡村的参与和实践有其十分独特的政治、经济与文化语境。20世纪二三十年代，以晏阳初、梁漱溟为代表的知识精英引领了一场轰轰烈烈的乡村建设运动；1939年，费孝通的《中国农民的生活》在英国出版（后在国内出版时更名为《江村经济》），其以太湖东南岸开弦弓村为案例，系统描述了中国农民的生产、消费、分配和交易体系，旨在说明这一经济体系与特定地理环境及整体社会结构的关系；20世纪30年代，大批艺术青年从上海、广东、湖北等地奔赴延安；20世纪80年代，乡土与伤痕艺术再次与艺术家的乡村生活经验紧密相连。学者周彦华认为，1942年延安文艺座谈会之后，中国的“艺术介入社会”实践与“群众路线”紧密结合，形成了架上绘画、剧场表演和社区文艺三种视觉模式，不同的模式都结合了“协商”与“参与”来实现艺术的“介入”。其中，社区文艺模式主要体现在农村俱乐部的工作内容中——这些作为乡村基层社区群众文娱生活组织机构的俱乐部，通过设置剧团、民校、识字班、壁报组、秧歌宣传队、读报组等，试图以文娱活动提高农民的文化水平，同时培育农民的民族意识和阶级意识。可以说，农村俱乐部是最早的群众艺术社区实践，在这种组织形式中，艺术通常以文娱的方式介入和再造农村居民的日常生活。(www.daowen.com)

可以说，西方现当代艺术史中的“艺术介入社会”传统，更偏向于“批判”的路径，而20世纪中叶以来，中国现当代艺术发展过程中的艺术介入，更偏向于“建构”的路径。尤其是进入21世纪，“艺术乡建”以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姿态在国内掀起热潮。2017年，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把乡村振兴战略作为新时代“三农”工作的总抓手，明确了“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总要求。“艺术点亮乡村”“艺术反哺乡村”成为乡村振兴实践的一种新的模式探索，也为艺术界的实践开拓了新的天地，“艺术乡建”参与到中国乡村现代化转型的宏阔蓝图中。

在“艺术介入”的议题下，比“艺术乡建”更早在国内从理论与实践角度探索的是艺术对于城市和社区的介入，通常与对“公共艺术”的探讨紧密相连。当代艺术介入城镇和社区建设，涉及工业遗迹、古镇、老城区、城中村改造更新等多种空间形态，建设产业园、艺术区，设立持续性的艺术节和艺术展会（双年展、三年展）等已经形成了稳定的形式与机制。从更微观的角度看，近年还出现了城市艺术季、社区艺术节、“菜市场里的美术馆”^[4]等较为新颖的介入模式。当当代艺术的“介入”从城市走向乡村时，就产生了新的机遇与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