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中国特色的社会状况，我们发展文化产业学构建被寄望以一个更为成熟完善的体系。首先，一方面，尽管如今我国在经济总量、体制建设及生活水平等多个层面上都有了质的飞跃，但仍将长期处于发展中状态，存在贫富不均、地区发展不平衡及发展质量不高等诸多问题。尤其在文化领域，相应的产品在数量、质量及国际影响力上都暂时远不能与我国充足丰厚的历史文化资源相匹配，尚存在巨大的文化发掘潜力，这都符合发展学所针对的对象。另一方面，从政策逻辑的角度来看，近年来我国愈加重视文化建设。在十四五规划中，我国提出了在2035年建成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目标^[18]，文化发展已经成为当前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

其次，时代变迁与消费转型也对我国文化产业的发展提出了更高的新要求。从国情来看，2019年我国人均GDP首次突破一万美元，这是消费升级的重要转折点。在经济模式转型的同时需要挖掘更多的国民消费潜能，而文化就是重要的内需助力——不仅包括传统的核心文化艺术消费，还包括娱乐和休闲经济的文化价值，故应充分发挥其社会效应。

与此同时，新科技对生活形态的完全改变使我们需要不断去调整适应，文化产业尤其需要迎合时代潮流而不能只停留在过去。自智能手机等常用电子产品普及以来，文化传播从传统的纸媒、广播电视等向新媒体转化，改变了人们的社会交际网络构建模式，在空间上形成了更近的距离，在效率上得到了更大的提高。虽然不乏批判者如尼古拉斯·卡尔（Nicholas Cart，1959—— ）等认为，随着生活信息化、碎片化程度的提高，我们传统的社会生活被撕裂，每个人都沦为互联网的奴隶^[19]，但文化与科技融合，数字化渗透到日常生活的每个角落已经成为不可逆的现实。我们需要做的就是把握好这一方向并采取正面的引用：数字化手段不仅适应年轻一代用户的需求，作为理想的存储和输送介质，更有助于文化内容的保存和传播，是推动文化产业发展至关重要的工具。(www.daowen.com)

最后，后疫情时代的到来强化了我们建设更完善的文化体系的要求。2020年以来，突发的全球性公共卫生事件使我们在不断摸索全新生活模式之余，也清醒地认识到在未来疫情防控措施及健康安全保障的常态化下所有的可能。因应对传染性疾病的政策需要，隔离、监测、跟踪等防控手段及信息文化传播模式都发生了巨变，使得21世纪前20年中缓慢推进的虚拟化互联社会状态紧急加速。到目前为止，全球性的疫情尚未衰退，而后疫情时代的社会模式已经初露端倪，对于未来的人居环境、工作面貌都已经造成了不可逆的影响。因此，人们对学习、社交、生产和生活方式上发生的虚拟化、网络化等改变，都需要引起足够的重视。传统的文化研究尚不足以适应快速变革下社会的全部需要，而新时代已然到来，我们尤其要注重这种变化带来的机遇和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