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以上的总结，本文提出了发展文化产业学的构想。其成形的原因有两个：一方面，发展文化产业学在体系化、成熟化的过程中，学科间的自发互融也在增多，并不约而同地对分支领域提出全新要求。例如，发展社会学中就包含了以价值观为核心的地区文化侵略性讨论，这也与文化学自身的研究与思索密切相关。建立在这些既有学科基础上，发展文化产业学的研究能针对当下的社会现实需要给出一个更深入的新范式，甚至直接越过先前学科的反复争论阶段而直接获取有效经验。另一方面，发展文化产业学虽然与其他学科存在相似之处，但其还是能独立于上述任何一个学科分支的。20世纪初，文化学的倡导者、德国化学家、诺贝尔奖得主奥斯特瓦德（Wilhelm Ostwold，1853——1932）就力主在社会学之外建立文化学。^[14]文化学不仅和社会学科紧密相连，同时其内部又存在足以分化众多子题的讨论点。若说经济学、社会学等更多着眼于维持人类社会合理的分配或者社会公义，摒弃那些可能带来混乱、低效的消极状态，那么文化则志不在此。它不是对微观个体、组织的研究，而是把目光落实到整个民族、国家甚至世界范围内，相对更宏大、庞杂，且去功利化。

我们在人类的精神文明产物——几千年来传承的文化体系中生存，需格外重视保留文化的意义。文化经济学者戴维·思罗斯比（David Throsby，1939—— ）强调了文化领域的“可持续性”概念，认为这种思想提供了一个能够兼顾由文化资本长期形成的经济价值和文化价值的框架，并指出“‘可持续的’一词总是与‘发展’一词联系在一起”^[15]。他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文化可持续发展的六个准则：物质福利与非物质福利、代际公平与动态效率、代内公平、维持多样性、谨慎性原则、维持文化系统与承认相互依赖性。

在这些基本准则里，物质福利与非物质福利是指文化对生活质量双重的实质性提高，代内公平是指文化分配过程中的内部协调，维持多样性是促使新的资本形成的前提，谨慎性原则强调在文化转换过程中减少破坏的可能，而维持文化系统与承认相互依赖性则是对文化相互依赖的承认。索斯比尤其突出强调了“代际公平与动态效率”，即一种跨期分配正义的实现。1987年，由布伦特兰夫人主持的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对可持续发展给出了定义：“可持续发展是指既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损害后代人满足需要的能力的发展。”^[16]它成为国际社会普遍接受的一个准则，也是文化发展要求中关键的一环。

此外，中科院教授牛文元先生在联合国环境发展大会上归纳了可持续发展的三个组成部分，分别是“整体”“内生”与“综合”。^[17]其中“整体”是指在考虑人类生存发展所面临的种种外部因素之外，考虑其内在关系中必须承认的各个方面的不协调；“内生”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内部动力、内部潜力和内部的创造力；“综合”则代表着发展的各要素，包含各种关系模式的相互作用与组合，即最终的总矢量特质。(www.daowen.com)

牛文元教授的这一理念产生于当今世界对可持续发展的总体要求。尽管文化的特性有其独异和特点，但其在总体方向上是满足这三个要点的，笔者归纳整合了这一发展文化产业目标的框架（见图1）。

图1

在对地区内部的各关系要素整合协调的过程中，由文化所引起的直观精神或物质福利能够带动最广大群体对其内在价值的认知，使广大群体重视并参与到文化维持的环节中来。代内公平着眼于分配正义，即发展学要义中强调减少差异实现共同进步的可能。内生环节主要是对动力机制的强调，其中维持多样性的根源在于通过这种方式促进文化创意的生成，使既有传统得以延续与再造。代际公平兼顾群体内协调平等和对现有时间线上的文化保留足够创造潜力的要求。综合维度强调对于整体文化要素的统合，谨慎性和维持文化系统的原则要求在对文化进行相应操作的过程中形成一个系统化的综合视域，并尽可能减少非可逆性破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