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已有的成熟发展学科体系来看，尽管由于发展学交叉领域的侧重点不同而显现出各自的特殊情况，但其延续的总体脉络却不难把握。

以纵向的历史支线看，发展学源于二战后恢复重建工作中的部分国家从早期的社会形态努力转型并融入国际社会一体化的进程中。其出发点大都是实用主义的，主要针对第三世界国家和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以解决其现有社会问题。“发展”概念的肇始正是源自这些所谓落后地区对“先进工业文明”的追赶与模仿。但在当时，这种对传统社会与现代社会的二元划分过于绝对和简化，没有考虑到现实情况的复杂多样。这不仅造成了政治话语上的霸权主义，且单一的模仿借鉴并不能有效解决发展中国家的民生问题。随着技术的不断成熟和转化、人口的高度集中、资源的单方面倾斜，国际间的差距被逐渐拉大，落后地区的人们难以真正享受到发展带来的利益。

基于此，以发展中国家学者为主的部分学者开始在学术领域进行声讨。他们批评对于发展中国家的特殊社会、政治、经济、历史特点的无视，以及发展中国家在国际经济体系中不平等的地位，认为以工业发达国家为背景的模式在发展中国家行不通，否则就是“依附性发展”^[10]。他们认为发展中国家要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甚至决绝地主张与发达国家完全脱钩。

这种相对激进的批判学说很难成为一个长久维持、自成一派的体系。它更像是对早前发展学视域的自我否认，却并没有真正提出一个足具建构性的新模式。

在初始的经济学视域下，发展目标始终被限定在“增长”的范围内，由此衍生出一套明确的量化指标。但对其他许多学科来说，在过于抽象的概念中制定一套清晰直观的标准并不现实。此外，纯粹的经济增长已不足以成为人类社会的唯一目标：随着基本生活条件的提高，新诉求也在持续生成。阿玛蒂亚·森（Amartya Sen，1933—— ）指出尽管人均产出的增加可以提高这些能力，但对于发展的终极关注不应该是产出本身。^[11]所以，即便是发展经济学，在相关的研究体系成熟以后，也尝试寻求突破指标框架，以从更多角度看待它。

1970年，在纪念联合国宪章生效25周年会议上，“联合国第二个发展十年（1970——1980）”国际发展战略指出“发展的最终目标必须是为了使个人的福利持续地得到改进，并使所有人都得到好处”^[12]，可见发展本身代表着一种基本的方向判断和更高的总体期望。对存在问题的否认和既有成果的延续，使得人类能够在一个有序的体系中超出个体生命的局限，并将文明长久传承下去。(www.daowen.com)

现代的发展学致力于寻求一个平衡支点，既不站在欧美中心主义的立场上随意指点他国的运行模式，又非纯粹凭弱者的力量去加以对抗。在文化多元主义盛行的当下，这些发展成为超越地区和种族的全人类共通的命题，其特点如下表所示。

发展学不同阶段总体演变特征及其特点归纳表^[13]

在经历了早期的探索与转变后，发展学已进入到第三种新的范式。它基于多元理论且不带有显著的立场偏向，将目标从纯粹的追赶、超越转变到可持续发展的维度上。

自然科学视域下的“可持续性”或存在诸如增长极限、可承载力边界等相对明确的标准，但在人文科学领域它却成为一个值得深入辨析的问题——尤其是非物质形态的人文精神产物，在流传过程中的演变乃至消失都成为不可控因素。进入21世纪，新的社会环境和变革的建构者进一步影响着我们的认知，多元主义成为普适性的价值取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