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名思义，发展学围绕“发展”二字为核心展开，研究内容包括其在社会历史进程中的地位与作用、文化特征与时代特征、基本类型、环境条件、一般模式与过程、动力与障碍、战略与对策等^[3]，涉及从性质定义到影响因素，从产生问题到解决问题等由内到外的多个层面，是一个宏大的综合性命题。

体系化的发展学一般被认为发端于对经济增长的研究，因此至今发展经济学仍保留了其核心学科地位。这一构想框架源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对取得政治独立的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经济问题的研究，在20世纪40年代末期至60年代中后期形成高潮，多以结构主义思路为主；自60年代后期开始，新古典主义的思路开始成为主流；80年代以后转向重视制度、历史、法律等因素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形成以新古典政治经济学思路为指导的第三阶段^[4]。由此可以看出，单一的“经济增长”不足以诠释“发展”二字的意涵，实践表明发展不能只着眼于数据变动，其对社会、人类等也提出了不同要求。

发展社会学是一个同样成熟的门类，旨在关注相对落后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存在的原因、条件、影响与解决思路，尝试解读其现代化路径、科技发展下的工业化与城市化及良性的社会分化模式、新的价值观念与生活方式成形等。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占据主导的是现代化理论，帕森斯（Talcott Parsons，1902——1979）就曾提出人类社会变迁是一个进化的过程，从简单到复杂，从“传统形态”向“现代形态”演进。他把欧美资本主义社会视作整合度最高的一般社会，使“西化”成为现代化的代名词，并以功能分化和相对独立的程度^[5]作为社会发展不同阶段的衡量标准。他还强调文化传播的作用，确立以欧美国家为典型的现代价值观标准，以为不发达国家最大的障碍在于价值取向的落后^[6]。这是当时众多西方现代化理论家所共同持有的观点。(www.daowen.com)

但是，宣扬“欧美中心主义”的提法也遭到来自亚非拉地区的一些学者的批评。他们旨在唤起发展中国家的主体意识，强调追求摸索自身特色，而不是纯粹模仿学习。美国社会学家赫尔曼·卡恩（Herman Kahn，1922——1983）指出，“现代化不再意味着美国化或西方化，虽然还可以从西方学到很多东西……每个国家将寻求自己的道路”^[7]。传统的现代化理论至此陷入瓶颈，因为大家缺少对于现代化模式的认同标准。

在经济学、社会学的广泛研究基础上，一些新兴学科门类也在发展学领域进行了自己的架构建设。发展传播学的创始人之一勒纳（Daniel Lerner，1917——1980）提出社会发展的三个阶段理论：传统社会、转型社会和现代社会。他认为，不同时期的社会形态有不同的传播方式^[8]。发展学视角下的传播被要求“运用现代的和传统的传播技术，以促进和加强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变革的过程”。^[9]此外，其他学科，如发展人类学、发展哲学等，也从各自的学科视域提出了积极向上的解放性诉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