演出二级票务平台的渠道策略主要体现在多售票渠道的整合模式上。售票渠道除了具有交易功能之外，本身还具备传递产品信息、收集消费者资料、聚集消费者等功能，是演出产业链中的重要一环。对具有高介入需求的消费者而言，演出二级平台的渠道策略提供了更为详细的宣传信息与教育信息，承担了部分艺术场馆的艺术普及责任。对于具有偶发性需求的消费者而言，多渠道模式更适合制作方完成营销下沉与观众拓展的任务。渠道信息整合有利于演出市场实现消费者区隔，对消费者个性化需求进行侧写与精准营销。

通过渠道策略提升服务价值，提供多样化服务，构建服务商品化，激发网络平台的正外部性是平台经济的发展逻辑。以猫眼、淘票票为代表的平台，在庞大的消费数据积累下已经完成了从单纯票务服务平台到数据平台再到制作公司的转变。演出票务平台的经营在分工明细化的表现下隐藏着产品结构单一的问题。例如，疫情防控状态下以StubHub为代表的二级票务公司争取救助的尝试和媒体对其破产的揣测，在一定程度上提前暴露了这一问题。

同时，演出行业至今没有形成标准化、可公示的票房数据反馈渠道。2020年，中国演出行业协会发布了全国演出票务数据采集与服务平台建设的招商文件。但值得演出市场思考的是，对比电影票务领域里国家电影事业发展专项基金管理委员会办公室领导的官方数据统计平台，演出市场中并没有数据统计的权威平台。一方面，演出票务的公售率设置使得演出票务对“票补”过后大规模整改的电影票务监管与统计较为困难；另一方面，演出产品的巡演是以剧院作为主体进行档期与周期的确认，票房反映在一定程度上与剧院的主动性相关，对于剧目本身的质量反映有一定干扰因素。

以大麦为代表的票务平台已经进行了一站式宣发平台、直播端口搭建、剧目运营与版权投资等布局，但是相关布局极大程度依托于阿里文娱的全产业链布局，而非依托票务系统本身的渠道优势。同时，演出二级票务平台的发展策略并非完全符合平台经济从“实体商品集散地到实体服务提供平台，再到虚拟信息提供平台”的线性演进逻辑。

根据政策的趋势与政府部门的相关规定，政府角色在演出产业的平台发展进程中主要负责意识形态氛围的维护和整体方向的把控。对于产业发展的助力，更多表现为保证准入门槛的“隐形”存在。疫情之后，票务平台的渠道优势已经并不完全依托于网络平台，而更倾向于在城市建设背景以剧院为单位的线上线下布局。演出票务平台的渠道优势更趋向于与文化和旅游的耦合度提升，与实体消费进行结合，而并不完全依托于网络环境带来的信息红利。同时，内容生产市场与交易市场的相互转换连接的“整合平台”，正在成为演出票务平台未来的发展方向。(www.daowen.com)

演出票务平台建设相关政策表述见表1。

表1　演出票务平台建设相关政策表述（2009——2021）

续表

在行业实践过程中，需要仔细辨别的是，演出二级票务平台多渠道的整合优势所带来的“正外部性”不仅是针对竞争环境下的平台而言，还是针对消费者而言的。竞争环境下消费者便捷、低门槛的市场进入是演出二级票务平台拓展用户的重要手段，这使消费者无形中沦为产品宣传的廉价劳动力。演出二级票务平台中多渠道的整合模式也意味着“卖方多属”现象，导致消费者对于产品缺乏一定的选择权。消费者是否无形中成为数据平台中的“数字劳工”？二级票务平台宣传渠道、社交渠道、教育渠道等多种功能设置促进了海量信息的产生，消费者在消费过程中产生的点击量、信息分享、浏览记录等是否会在多渠道布局下的信息采集功能提升中沦为资本剥削的“免费数字劳工”的战利品？更为重要的是，根据消费信息进行的市场区隔，针对消费者的消费习惯进行以大数据测算为前提的产品推介，是真正意义上引导消费，推动演出增量市场的激活，还是只是一种大数据的“杀熟”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