演出二级票务平台的价格策略，由平台经济的特性和文化产品的属性共同构成。以演出产品为代表的文化产品具有特定的劳动价值、边际价值与协商价值，形成了特殊的双重市场：一个是决定经济价格的有形市场，另一个是决定文化价格的无形市场。有形经济市场的价格无法反映商品购买者所享受到的消费者剩余，即消费者心理价格与实际价格之间的差额。

演出二级票务平台的价格策略主要表现为动态定价。动态定价是收益管理的一种重要手段，最早出现在20世纪70年代的美国航空管理体系中，旨在通过合理的价格将产品销售给合适的人群，在定价的调整中做到利益最优化和目标人群最大化。目前，国内动态票价运用较为广泛的领域基本上局限在航空管理、酒店管理等方面。通过动态定价，企业可以根据细分市场、消费者行为和消费时间的不同，为同一种产品设定不同价格，而非仅仅根据产品的生产成本定价。

在平台经济中，价格结构起着吸引与平衡双边市场的作用。在演出二级票务平台中，存在具有显著策略差异的参与用户，符合以平台为核心的双边市场特征。因此，对相对价格的协商是维持市场平衡的关键，平台的定价取决于用户的需求变化、产品的边际成本及另一边用户的外部收益。

价格策略的操作逻辑是基于消费者不同的消费策略。消费者对精神产品不同程度的追求，使得不同需求的消费者对于演出产品的价格感知与意识价值产生了较为明显的差异。部分消费者依然秉承着传统商品市场中“价值决定价格”的思维模式，认为其最终支付的价格代表了该演出产品的价值；部分消费者愿意为其心仪的演出产品支付更加高昂的价格；也有部分消费者在产品条件差别不大的情况下愿意投入更多的时间成本进行比较，挑选价格更为低廉的演出产品。

同一演出产品在不同时期的不同价格表现是演出二级票务平台的价格策略体现形式。动态定价的优势在于将消费者不同的消费需求通过平台经济的运行模式加以细化。在当前演出产品有限差别定价下（例如，根据剧院内不同位置带来的不同视听质量、不同剧院设施、剧目出演演员等情况），进一步对需求进行细分。(www.daowen.com)

对于具有需求弹性的消费者而言，演出二级票务平台的价格策略能够按照消费者的需求变化更改演出座位的分配和每类产品的价格。例如，如果某剧目在过去演出中或该演出所在剧院中，前十排座位的销售情况优于后十排，那么，主办方可以选择提高前十排座位的销售价格或者更改换座位区域的手续费用，从而进一步满足消费需求，改善销售情况。例如，芝加哥荒原狼剧院将过往的销售数据与每次首映后调查收集的信息相结合，建立了一个能够准确预测整个季度销售的数学模型，便于直接调整市场营销方案，计算收支平衡点。

对于追求演出产品性价比的消费者而言，二级票务市场提供了更大的挑选范围与选择机会。在热门演出销售过程中，当低价位演出产品在一级票务系统出现缺货现象时，消费者可在一级票务系统中相对高价位的、视听效果较好的座位与二级市场中小范围溢价的低价位票务中进行选择。在一级票务系统的演出产品售罄的情况下，二级票务市场下的产品价位调整，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扼制电商综合平台及个人售票者在“奇货可居”的心态下对演出产品的主观不合理溢价，给予消费者相关合理客观的产品价格，从而优化消费选择。圣保罗室内管弦乐团（SPCO）于2000年以后推出的“先降价，再捐赠”的措施，其本质上和二级票务市场的原理相同。SPCO先向消费者告知降价的事实，即演出产品实际价值远高于实际支付票价，再让客户根据自己的感知价值进行“捐赠”。在这样的策略下，上座率由54%增至89%，总收入也获得了大幅度提升。

在一般商品市场中，如果价格和参考价格相等，消费者就会认为此交易公平，反之则会降低交易意愿。在文化演出市场中，演出产品的时间密集特点，常常导致消费者错过理想的交易时间。因此，消费者对交易公平与满意度的评判，则更多地取决于在一定预算范围内能否完成交易行为，实现对演出产品的体验消费。因而，对于一部分有演出产品消费习惯，愿意进行创新性尝试的消费者而言，动态定价的方式更容易促进其尝试新产品，拓展习惯消费的范围。2019年的罗大佑演唱会北京站，在初期销售时忽略了粉丝老龄化、消费断层的状况，导致开演初期就面临大量产品囤积的情况。后来，主办方将剩余产品投入二级票务市场进行协商定价后，对外场低价位票面采取一定折扣吸引音乐爱好者，最终提高了15%的上座率。

因此，价格策略的表现为动态定价，而原理则为产品销售过程中的供需关系及时反馈。但需要注意的是，文化产品的定价、文化产品的消费者心理价格与市场真实价格往往并不匹配，以市场价格结构来达到吸引潜在消费者的目的。刺激无需求消费者，则容易导致产品中文化精神属性的不完全匹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