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教育 北大文化产业评论:发展文化产业学研究的逻辑与思路

北大文化产业评论:发展文化产业学研究的逻辑与思路

时间:2023-08-08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政府与市场关系逐步形成并发展变化。一方面,以批判性立身的理论建构是文化产业研究的重要特色,“强调研究者的生活经验和个人感知,保有一种批判性思维、实证逻辑的理性气质,以及知识建构与实践回应的现实责任感”;另一方面,建构符合我国转型社会下具有中国特色的理论框架与规律总结。

北大文化产业评论:发展文化产业学研究的逻辑与思路

20世纪80年代后期,发展型国家论进入中国理论研究体系。从当前理论建设的发展状态来看,发展型国家论并不能完全涵盖目前中国的情况。一方面,具备政治学、行政学、经济学、管理学等多方面的复合学科思维是一件较难实现的事情;另一方面,发展型国家论的宏观性与整体性需要进行多个领域的微观细化。

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中国文化产品的样态和发展,就与当时的政治环境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政府与市场关系逐步形成并发展变化。需要注意的是,20世纪60年代前后,在国际环境中,虽然把政府与市场关系作为变量纳入分析框架,却忽视了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中国具备一定本土特色的市场经济体系。因此,在中国政府与市场形成明确关系并快速发展的八九十年代,这种关系不可避免地受到了国际形态的影响,并带来了相应利弊:国际上成熟的发展范式促进了中国政府与市场关系的进一步成熟,但同时也为探索中国范式带来了桎梏。

全球化的进程中,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70余年中,我国逐渐完成从封闭状态到开放状态的转型,成为从“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从封闭社会走向开放社会”的“转型国家”。转型国家的重要特点,一方面表现为社会阶层地位与话语权的重新分配,另一方面表现为短期内新兴技术的大量涌入与跨越式发展。因此,在这种状态下,文化消费趋势与特色,呈现出经济地位与社会话语权的脱节现象、代际之间文化消费趋向差异较大、代际之内部分群体之间趋同性明显等特点。西方连续稳定社会发展状态下的文化消费状态的规律与特征总结,并不完全适用于我国国内文化市场评估,如布尔迪厄的“趣味阶级对应论”等理论。

我国国内文化产业的演进逻辑,一方面是国家发展的表征体现,另一方面则呼应了国际形势、技术进步、社会文化变革等外部条件。国内有学者认为,我国文化产业的发展阶段与核心议题发生了七次较大的转变:一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的17年,在公有制经济的框架下,以意识形态塑造为导向的事业化发展;二是在“文革”十年中,文化发展处于边缘化的萧条阶段;三是改革开放初期五年内以经济复苏为主要矛盾,文化产业复苏与文化体制改革相对滞后状态;四是在市场经济引导下(1992——2002)逐步形成文化市场体制状态;五是完善市场经济体制时期(2002——2009),文化产业商品化流通意识逐渐增强;六是在我国飞速发展、国际话语权日益提高的阶段(2009——2017),文化产业作为战略支柱性产业受到重视;七是新时代(2017—— ),文化产业在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需要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每一个阶段中,文化产业相关政策、文化经营主体、文化市场与文化消费等方面都产生了较大的差异,逐步形成了多元、复杂、交融的文化圈层与事物运行体系。

因此,也有学者认为,文化产业的核心议题,从西方法兰克福学派关于文化产品可复制性的精英主义批判思路,到本土化文化事业向文化商品化属性的认同转向,再到近年来对文化工业的议题探讨,形成了历史文化传承、文化体制改革与文化科技创新三个维度的演变逻辑。从文化学的视角审视,我国文化与经济螺旋式的上升过程及中国传统“士农工商”的思维,使文化产业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非经济属性”“非商品属性”的色彩突出,规模化的文化商品交易现象无法融入文化产业的发展中。同时,相关法律、法规、政策、措施、惯例、风尚和观念等悄然变化,使文化艺术的生产体制出现了相应的变化,形成了复杂多样的运行机制。而这些机制又是基于一般社会制度——社会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共同作用的,其中既包含一般社会显性制度,如法律法规、经济、政策、行政管理等,还包含观念、思想、流行趣味、风尚、惯例等一般社会隐性制度。(www.daowen.com)

因而,针对我国文化市场中具有社会主义特色的新现象与新趋势,批判性建构主义文化产业的相关研究尤其重要。一方面,以批判性立身的理论建构是文化产业研究的重要特色,“强调研究者的生活经验和个人感知,保有一种批判性思维、实证逻辑的理性气质,以及知识建构与实践回应的现实责任感”;另一方面,建构符合我国转型社会下具有中国特色的理论框架与规律总结。针对目前我国文化消费市场的新现象与新问题,结合目前国内文化产业的发展阶段,建立发展文化产业学理论基础,对文化产业的相关学科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意义。

在整个理论体系构建的过程中,通过历时与共时、横向与纵向的对比,有三大问题从宏观、中观、微观层面以递进的方式环环相扣:首先,在提倡文化产业化与产业文化化的大背景下,文化因素在发展国家论中所处的定位及其作为产业发展的助力的优先级尤为重要。这种文化因素往往既包含作为意识形态的政治性因素,又包含在历史事件积累下的、在社会学语境中形成的所谓“风土人情”、社会思潮,以及在各个行业发展出现的趋同性关注和圈层文化。

其次,如果发展文化产业学的理论框架在发展型国家论中,那么还需要明确的是,当前发展主义的要点体现细化到文化产业领域所带来的重要表征,与之相应的产业政策、企业战略、资本形成等方面相较于其他产业有何异同?

再次,在文化产业的各个细分领域中,文化产品所具备的独特属性,如何鲜明地影响并表现在该细分领域内?这种特质与文化产品的共性是何种关系?如何在发展型框架里,利用此种特质构建属于细分领域的特殊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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