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安全涉及国家主权、政权、制度和意识形态的稳固，是一个国家最根本的需求，是一切国家生存和发展的基本条件。我国当前面临的政治安全挑战异常严峻，敌对分子从来没有停止对我国实施“西化”“分化”的策略，从来没有停止对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进行颠覆破坏活动，始终企图在我国策划“颜色革命”。我们必须未雨绸缪、防微杜渐，始终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始终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不断增强政治敏锐性和政治鉴别力，不断提高防范和抵御政治风险的能力，牢牢掌握维护政治安全的主动权。

1991年12月25日，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签署了他的最后一道总统令：辞去武装力量最高统帅职务，将武装部队和“核按钮”的控制权移交给俄罗斯总统叶利钦。当晚，戈尔巴乔夫在总统办公室，面对着摄像机、向全世界发表了辞去苏联总统职务的讲话。次日，苏联最高苏维埃共和国院举行最后一次会议，以履行苏联终止存在的法律手续。至此，作为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与美国同为超级大国、持续近半个世纪“冷战”历史主要参与者的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在成立近70年后正式宣告终结。继承苏联大部分遗产的俄罗斯再也无法恢复往日雄风，起初一心向美，心甘情愿作出妥协的俄罗斯在完成最初“使命”后终究被美抛弃，继续受美打压遏制，只能在普京总统的带领下踉跄前行。亲手葬送“红色巨人”的戈尔巴乔夫多次接受媒体采访时都表示，苏联解体是一个错误。但这个夭折帝国的掘墓人却从来没有对自己的过错进行真正的反思，其一直认为“八一九事件”是造成苏联改革告终和最终解体的原因。

戈氏的态度一如既往，但当我们回看这段历史，他的表态不过指出了苏联这幢大厦顷刻倾覆的浅层原因，其更深层次的原因是苏共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背弃，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认同的失败，是放弃政治安全防线的悲剧。苏共是苏维埃政权和政治体系的根本和核心，是整个苏联大厦的支柱和栋梁。然而，戈尔巴乔夫视苏共为“绊脚石和阻碍”，采取“非党化、去苏共化”的政策。失去了苏共也就没有了苏联。美国著名政治学者弗朗西斯·福山1992年出版《历史的终结及最后之人》一书，自信地宣称，20世纪社会主义制度实践的失败，标志着西方自由民主制度是人类最后一种政治形式和人类意识形态发展的终点，自由民主制度和自由市场经济在全世界取得了决定性胜利，这就是历史的终结。虽然“历史终结论”盛行一时，但傲然屹立在世界东方的中国已经用事实宣告了它的破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越走越自信，越走越宽广，越走越光明。

2010年末，肇始于北非突尼斯的一场突如其来的革命，迅速点燃几乎整个阿拉伯世界，持续数月、空前规模的民主浪潮导致多国政权更迭，深刻改变地区面貌。这场本质上是“颜色革命”的运动被美国等西方国家冠以“阿拉伯之春”的美名，但十年过去，绝大多数阿拉伯国家不仅没有迎来梦想中的自由、民主和繁荣，反而陷入长期的经济停滞、社会动荡、战火频仍、民生凋敝和人道主义危机。“阿拉伯之春”变成“阿拉伯之冬”。“阿拉伯之春”背后固然有阿拉伯国家内部发展积重难返的问题，但西方国家的推波助澜，是这场“革命”能在短时间内迅速燃烧到阿拉伯多国的最主要外因。

不论是苏联解体，还是“阿拉伯之春”，最大教训在于当事国选择了错误的变革道路。这条错误道路不仅没有解决业已存在的政治、经济、社会问题，反而激化了国家内部的民族、宗教、阶层矛盾，让国家机器和国家治理陷入瘫痪。无数经验教训表明，政治安全攸关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前途，只有从维护政治安全的高度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才能实现党的长期执政和国家长治久安。(www.daowe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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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拉伯之春

2010年12月17日，穆罕默德·布瓦吉吉照例推着手推车在突尼斯城市西迪布吉德的街市上出售水果和蔬菜来赚钱，当地警察第15次没收了他的货物，并殴打和侮辱了他。这位1984年出生、十岁就辍学打工支持家庭的年轻人步行到市政厅试图讨回公道，但无人理会，随后他在市政厅外自焚。2011年1月4日，布瓦吉吉因伤势过重去世，抗议群众如潮水般占领了突尼斯的大街小巷。十天后，掌权突尼斯23年的强人总统本·阿里被迫辞职。这场由国家发展不平衡和执法人员粗暴执法所引发的骚乱，立即被美国等西方国家冠以“阿拉伯之春”的“美称”，并迅速席卷了整个阿拉伯世界。如今十年过去，阿拉伯民众对于美国等西方国家曾描绘的美好图景彻底失望。经过十年动荡，只有突尼斯建立了所谓的“民主国家”；埃及爆发了两次革命，人民生活水平直线下滑，恐怖袭击事件层出不穷；叙利亚、利比亚和也门陷入长期内战。中东地区产生了庞大的难民群体，而这些难民向外部逃难的过程更进一步引发了巨大的危机。

——肖天：《阿拉伯之春：“美式民主”试验品的悲剧十年》，载《光明日报》，2020年12月1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