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考证，“国泰民安”一词可能最早出自南宋文人吴自牧所著《梦粱录》一书，意思是国家太平、人民安定。早在东汉班固所著《汉书》中就曾出现“国富民安”一词，意思是国家富强、人民安定。在我们的日常用语中，也经常使用诸如“太平盛世”“天下太平”“海晏河清”等词。尽管这些词语的表述方式不同，但都体现出对确保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国家长治久安的美好希望，是一种朴素的政治愿望，也是治天下的最高追求。

回顾中国的历史，哪一朝、哪一代实现了国家太平、社会安定，特别是能在一个时期内消除外部安全威胁、获得稳定的边境安全，往往就能在政治、经济、科技、文化等领域实现大的发展，而如果哪一朝、哪一代长期面临内忧外患，社会就很难实现持续的大发展，甚至会出现大的倒退。在中国这样一个疆域辽阔、历史悠久、民族众多、政治思想发达、文化底蕴深厚的国家，对只有国泰民安才能繁荣富强的历史规律有着丰富的实践和深刻的认识。

在中国的古代历史上，人民的安定生活长期面临着北方游牧民族袭扰和内部社会政治动荡两大威胁。凡是能同时解决这两大威胁的，往往能迎来盛世；凡是同时深受这两大威胁之害的，必然民不聊生；凡是只能解决一个威胁、暂时偏安一隅的，社会发展则始终处在长期的不安定中，再灿烂的发展也只能是昙花一现。而来自游牧民族的外部威胁作为一种攸关民族生死存亡的因素，对国家兴衰的影响往往更为直接，对统治者的心灵震撼更为明显，给后人留下的印象也更为深刻。

《史记·匈奴列传》详细记载了从传说中的夏朝到强大的秦汉时期，中原势力同北方匈奴（包括多个分支）之间你争我夺的历史，双方力量此消彼长，中原势力要想称雄称霸、统一中国，就必须抗击匈奴，而匈奴的南下也往往预示着中原势力的衰微，直到汉武帝彻底击溃匈奴，中原地区才迎来了难得的安定。这一段历史，充分证明了外部威胁不除，国家难以安定、人民难以安居的规律。

夏朝气数衰败时，西戎北狄就不断进扰中原，逼得周朝先祖太王亶父向南逃窜，躲到岐山建立周国。武王伐纣建立周朝，把西戎东夷驱逐到泾水、洛水（今泾河、洛河）以北，为周代文化的繁荣发展打造了坚实的外部安全环境。两百多年后周朝气数衰败，犬戎与申侯勾结，将周幽王杀死在骊山脚下，犬戎南下占据泾水、渭水（今泾河、渭河）一带，又开始不断进犯中原，成为平王东迁的重要原因。

这时的中原，开始进入礼崩乐坏、战乱不止的年代，而各国能抗击匈奴者，不仅能赢得诸侯敬重，还能获得发展空间，秦国就是这样强大起来的。先是秦襄公打败了犬戎、被封为诸侯；后来是秦穆公降服了西戎八国，占据大片土地；之后又是秦惠王拿下义渠二十五座城、宣太后彻底消灭义渠国。秦始皇灭六国后，又派大将蒙恬大败匈奴、收复河套、构筑长城，真正开启了中国天下一统的新历史进程。

秦朝的外部安定环境仅持续了数十年，在蒙恬大将死后，匈奴又开始跃跃欲试进犯中原，成为秦朝灭亡的一大外部原因。而在秦朝覆灭、楚汉相争的动乱时期，匈奴开始大举进犯中原、重新控制大片地区。西汉刚刚建立时，国力孱弱，“天子不能具钧驷，而将相或乘牛车”。这与匈奴的不断侵犯有关，此时的汉朝无力抗击匈奴。公元前200年，“冒顿纵精兵四十万骑围高帝于白登”，连汉高祖都曾险些为匈奴所俘，因此只能采取和亲、送礼的办法换取边境暂时的安宁。

在难得的安定条件下，经过“文景之治”，中原逐渐恢复元气。汉武帝刘彻继位后将解除匈奴之患作为自己重要的执政目标，在进行了精心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准备后，启用卫青、霍去病主动对匈奴发起攻击，在将近50年时间里，通过几次大的战役彻底将匈奴击垮，收复河套并占领河西走廊，从根本上解决了匈奴南下骚扰的问题。

可以说，正是汉武帝励精图治、彻底击垮匈奴，才为中原发展换来了长期的安定环境，也创造了汉朝的盛世。在东西两汉四百多年时间里，中原政权盛极一时，人口大幅增长，农业、文化、科技高速发展，政治制度不断完善，创造了光辉灿烂的文明，为后世中国之发展奠定了深厚的物质和文化基础，华夏民族自汉朝以后逐渐被称为汉族。而长期进犯中原的匈奴，则基本上在中国的史书上消失了，残余的其他游牧势力即便是在三国时期也不敢大肆进犯。直到现在，人们也难以确定匈奴到底去了哪里。中原与匈奴，一个辉煌灿烂，一个难觅其踪，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我国历史上另一个灿烂的时代——隋唐时代的兴起，也与击溃北方游牧民族威胁有着直接的关系。在匈奴消失后几百年间，另外一支游牧力量，也就是突厥人为首的游牧部落开始崛起，并于公元6世纪中期完成统一。突厥与当时的北朝诸国及随后的隋朝开始不断冲突。公元7世纪初，唐朝建立，当时的突厥统治者看到唐朝国力还比较弱，于是连年侵犯唐朝边境，大肆掠夺人口和财富，甚至曾逼近首都长安，突厥成为中原发展的最大外部威胁。

唐太宗李世民继位后坚决主张反击突厥，第二年就开始了反击突厥的战争。公元629年，唐朝大将李靖大败突厥，东突厥灭亡。公元657年，唐高宗发起对西突厥的战争，并于第二年大败西突厥，唐朝完成了对突厥力量的征讨。唐朝也由此迎来了北部边境的安宁，并重新打通了与西域的文化交流和贸易往来，加上内部励精图治，国家迎来前所未有的大发展，迎来了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大唐盛世，唐朝也因此成为一个世界性的帝国。(www.daowen.com)

在注重清除外部威胁的同时，秦汉、隋唐时期也非常重视维护和塑造内部安全，特别是注重运用律法来治理社会。《秦律》《汉律》《唐律》都是我国历史上非常有名的法律。早在春秋战国时代，各诸侯国治理国家、安抚民众的思路各有千秋，有的尊崇儒家，有的尊崇墨家，还有的尊崇法家。其中，法家的一个重要思想就是从严治国，秦律虽然严苛，但有效保证了秦国的国内安全，秦国的社会动员能力是诸国之中最高的。其他国家，无论是主张实施仁政的，还是提倡顺天的，单从国家安全和社会动员上来说，都不如秦国，这也是最终导致秦灭六国一统天下的重要原因。公元7世纪中期，唐高宗总结历代及唐初司法实践，主持编撰《唐律疏议》，有效维护了唐代封建制度的运行，其法治思想相比此前历代都有重大进步。唐代的繁荣，与其法治思想清晰、政治社会有规可循有重要关系。《唐律疏议》是我国现存最早最完整的法典，其思想一直沿用到封建社会末期，奠定了中国封建时代法律的基础。

有很多历史学者和历史爱好者认为秦汉和隋唐是中国历史上最为辉煌的两个时代，将它们分别称为中国历史上的第一帝国时代和第二帝国时代，这样的观点不无道理。对比来看这两大帝国时代，都是在解决了北方游牧民族这个重要外部威胁之后，国家才走上了繁荣富强的道路，创造了盛世。如果不是下决心击败匈奴、瓦解突厥，而是长期生活在后者不时袭扰的阴影中，难以想象国家会如何发展，更难以想象今天的中国会是怎样一种处境。可以说，消除外部威胁、确保国土安全，不仅对当时的统治者有益，更有千秋万代之功。

事实上，世界上很多国家也曾面临和我国一样的历史环境，今天我们所见到的世界上很多国家，基本都是在消除了主要的外部威胁后才实现了大的发展。以美国为例，人们常说美国的地理环境优越，周边没有大国环伺，也没有令人头疼的游牧民族袭扰，殊不知，美国刚刚成立时，一度长期面临着英国人的封锁和压迫，独立战争后又爆发过多次美英战争，上演过多次美英纠纷，如果不是美国人利用当时的国际环境（英国和法国、西班牙等国的矛盾上升）努力消除来自英国的外部威胁，并集中扩张领土，其发展很可能将滞后很多年。

英国自身也长期将欧洲大陆国家视作自己的主要外部威胁，之所以英国18世纪率先实现工业革命，除经济、科技等原因外，与英国处心积虑平衡欧洲大陆各方力量为自身创造相对安定的外部环境有关，也与欧洲大陆国家的革命与战乱有直接关系。

沙皇俄国则是一个反例。长期以来，北方的俄国一直认为自己处境不佳，没有安全感，将领土扩张看得很重，并“热心” 参与欧洲中心政治，始终没有形成一个稳定的外部安全环境，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俄国内部的经济发展。苏联作为20世纪的冷战格局两极之一，其最终解体与没有平衡好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有直接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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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谈借鉴历史经验的重要性

历史是一面镜子，鉴古知今，学史明智。重视历史、研究历史、借鉴历史是中华民族5000多年文明史的一个优良传统。当代中国是历史中国的延续和发展。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更加需要系统研究中国历史和文化，更加需要深刻把握人类发展历史规律，在对历史的深入思考中汲取智慧、走向未来。

——《习近平致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历史研究院成立的贺信》 ，2019年1月2日。

因此，尽管古今中外各国历史差异巨大，维护安全的手段各有不同，国家发展的水平也各有差异，但对安全与发展的关系问题却有近乎一致的理解，没有一个理智的国家不将维护国家安全作为头等大事来对待，也没有一个理智的大国不将消除威胁、确保安定作为实现经济社会发展的先决条件。展望未来，不管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不管各国社会如何演化，也不管经济和科技发展到何种水平，国泰民安才能繁荣富强、有安全才能有发展都将作为一条重要经验，对各个国家、各个民族都有长远指导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