增量资本产出比(ICOR)也是衡量储蓄投资转化效率的主要指标之一，它表示的是增加单位经济产出所需要的资本增量，即当年的资本增量与当年的经济产出增量之比。其计算公式为(ICOR)=△K/△GDP，其中△K表示资本增量即当年的投资额，△GDP表示国内生产总值增加量即当年GDP值与前一年GDP的差值。如果增量资本产出比越大，说明增加单位产出所需的投资越多，同时，增量资本产出比提高将造成资本平均产出率Y/K的下降或资本产出比K/Y的上升，资本的总体效率也将会下降，意味着投资转化为产出的效率越低。反之，若增量资本产出比越小，则说明增加单位产出所需的投资越少，投资转化为产出的效率越高。

Zhang(2003)在分析中国的宏观经济投资效率时使用经过指数平减的“实际增量资本产出比”，发现1979—2000年间中国的增量资本产出比基本稳定。但与其他国家的增量资本产出比进行比较后发现，1979—2000年中国大陆的平均资本产出比为5.1，而1987—1997年间新加坡的增量资本产出比为4、中国台湾地区的增量资本产出比为3，这说明中国大陆的宏观投资效率相对较低^[25]。李同宁(2008)认为，中国当前的实际增量资本—产出比在4.7～5.0之间，已接近泰国、马来西亚、印尼和韩国在东南亚金融危机爆发前的水平，表明随着投资率的上升，宏观投资效率在降低，金融风险在增加^[26]。雷辉(2009)在对中国1952—2007年的资本存量进行重新估算的基础上，进一步分析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投资效率，发现中国的增量资本产出比由1979年的2.81上升到2007年的5.43，结果表明中国的宏观投资效率在此期间持续降低^[27]。张家峰(2012)在研究中国的储蓄投资转化效率时对中国1952—2008年的增量资本产出比进行了计算，发现中国的增量资本产出比先后经历了四个上升期:1953—1959年、1964—1974年、1984—1990年和1992—2008年。特别是在1992—2008年，增量资本产出比持续上升，也反映了中国物质资本投入比例在产出中有越来越大的趋势^[28]。李屹同、张东(2016)研究中国新增资本产出率与投资增速关系时发现，中国的增量资本产出比率在1993年急剧上升，1995—1999年和2000—2007年两个时期的边际资本产出比均保持在较高的水平且变化较为平稳，2008年以后，特别是“四万亿刺激计划”开始实施的2009年，增量资本产出比急剧上升，尽管2010年有所回落，但总体来讲一直处于高位，反映了中国高投资率驱动下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投资效率偏低，恶化趋势明显^[29]。

根据表5-3中统计的资本存量和国内生产总值数据，可计算出1952—2015年中国的增量资本产出比，计算结果见表5-5。

表5-5　1952—2015年中国的增量资本产出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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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据表5-5中计算出的增量资本产出比数据，绘制出1952—2015年的增量资本产出比趋势图，见图5-2。

图5-2　1952—2015年中国的增量资本产出比

从表5-5和图5-2可以发现，中国的增量资本产出比除了个别年份(1960、1961、1963、1967、1968)为负值以外，其他年份的增量资本产出比为正。与资本产出比相比，中国的增量资本产出比的波动更加剧烈，先后经历了四个上升期:1953—1959年增量资本产出比由0.35上升至2.68;1967—1974年由-0.88上升至6.67;1984—1989年由1.25上升至2.78;1992—2015年由1.16上升至4.64。中国增量资本产出比的变化趋势反映了中国的储蓄投资转化效率的下降，而且近年来呈现具有急骤恶化的特征，这与资本产出比指标衡量的结果基本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