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上文的分析可以看出，中国近年来规模巨大的资本形成导致以下结果:一是中国经济高速增长;二是资本存量迅速扩张;三是伴随资本存量的扩张，在间接融资为主的融资模式下，对资本存量拥有索取权的权利凭证更多地体现为银行存款或M2，而不是股票、债券等其他凭证。因而，降低货币供给M2的途径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降低资本形成规模，转变经济结构

经济增长模式不变时，资本形成规模下降会导致经济增长速度下降，引发产能过剩，从而制约企业的还贷能力，加大货币存量的风险。因而，应采取积极措施开发新的经济增长点抵消低效率资本存量引发金融风险的可能。一旦旧有增长模式中止的规模过大或速度过快，而新的增长模式不能有效建立，将导致银行坏账激增。相关研究也表明，不良贷款是货币虚增的一个重要原因(谢平、张怀清，2007)^[67]。更为严重的是，产能过剩或资本产出效率下降会打破资产性货币与实物资本之初建立的平衡对应关系，资产性货币索取权的弱化将引发储蓄主体改变储蓄行为或储蓄性资产的持有形式，比如，将资产性货币转变为交易性货币购买商品，或运用资产性货币购买其他储蓄性资产，导致商品或资产价格波动，影响实体经济运行。

从这个角度看，通过降低资本形成规模的方式降低货币供给必须有合适的供给与需求环境。一个理想状态是，资本形成导致的需求对现有产出具有较强的吸纳功能，资本形成导致的供给能最大限度地满足潜在需求。在此状态下，支持资本形成的贷款将以更快的速度被偿还，在动态上达到用较少货币支持既定资本形成的目的。这也意味着消费与储蓄的比例处于合理区间，储蓄的GDP占比下降，进而实现为生产而生产向为消费而生产的转变。

(二)大力发展直接融资，降低间接融资的比例

从增量角度看，发展直接融资，可以使资本形成的资金来源不通过商业银行，储蓄投资转化凭证主要体现为股票、债券等其他形式，而不是银行存款，从而抑制商业银行资产负债表或货币供给的进一步扩张。从存量角度，采取一系列措施，通过商业银行的资产证券化，收缩商业银行资产负债表，降低货币供给水平。例如，商业银行实行债转股后将股份在市场出售，存款主体购买，结果是，存款主体由于购买股份存款减少，商业银行由于出售股份支付存款进而资产运用减少，实现商业银行资产负债表收缩。现实操作可能不会像以上描述的那样简单，但无论过程多么复杂，一旦融资模式由间接融资转化为直接融资，储蓄性资产不以货币形式体现，商业银行不再承担储蓄投资转化的中介功能，必然会导致货币供给减少。

通过间接融资向直接融资转化的方式达到减少货币供给的目的，还面临许多障碍。比如，股权的价值与原有的名义债权价值(贷款量)尽量一致是债转股顺利实现的关键，如果股权价值远低于原有的名义债权价值，意味着商业银行将隐性坏账显性化，在特定的制度环境下，商业银行将缺乏资产证券化的动力。再比如，当经济主体利用银行信贷加杠杆的方式取得资金购买证券化标的时，将不会降低货币供给，只会拉长银行存款对实物资本的索取链条。因此，通过资产证券化的方式使商业银行资产负债表收缩进而降低货币供给水平，还需要合适的经济环境及一系列的配套措施。另外，如果融资模式转变不能有效改善企业治理结构，提高经营效率，则间接融资向直接融资转变尽管能够降低货币供给水平，但不能消除潜在金融风险，只是改变金融风险的表现形式。(www.daowen.com)

(三)促进储蓄市场化

就目前而言，许多储蓄性资产，例如，外汇占款、住房公积金、养老保险等，并没有由具体的经济主体支配，而是由政府代为持有，储蓄性资产主要体现在商业银行的负债端，从而提高了货币供给水平。以外汇占款为例，如果藏汇于民，则取得外汇的经济主体不一定将外汇转化为人民币存款，商业银行的负债也就不一定增加。类似的，当经济主体筹划未来的购房或养老计划时，其储蓄方式也不一定是银行存款，而是储蓄资产的多元化。数据显示，政府机关团体存款达二十几万亿元^[68]，虽然具体分项不明确，其中必然包括一定规模的“五险一金”。政府代理经济主体的储蓄不但扩张了中国货币供给规模，也缩小了投融资双方的选择空间，不利于发挥市场机制，降低了资金使用效率。

(四)采取有效措施抑制货币“脱实向虚”

近年来，受经济下行、实体投资回报率下降等因素的影响，货币呈现“脱实向虚”的趋势。相关资料显示，2012年至2015年，非银金融机构存款从5.2万亿元增至17.3万亿元^[69]，增长2.3倍，年增长率41%，而同期M2的年均增速为14%。由于非银金融机构存款是基金、保险、券商、理财、信托等机构在银行的存款，是用来购买股票、债券等金融资产的“自由现金流”，因而，从持有目的看，非银金融机构存款属于投机性货币需求，不但对金融资产价格波动具有决定性影响，而且还会危害实体经济。另外，一旦银行用自营资金购买其他银行的理财产品或在二级市场上购买证券资产都会创造货币，出现货币虚增。根据相关估算，2016年，全银行体系自营资金购买的基金、他行理财产品合计金额7.8万亿元，相应创造了7.8万亿元的非银金融机构存款(陈瑞明，2017)^[70]。非银金融机构存款或是在金融体系内部“空转”，或是从事套利活动没进入实体经济，或是即使最终进入实体经济，但提高了实体经济的融资成本。货币“脱实向虚”并非仅仅是一个货币问题，也不能仅靠货币政策或监管措施可以解决，应采取切实措施优化实体经济的经营环境，改善实体经济的效率，引导货币支持实体经济发展，从而消除货币虚增，降低潜在金融风险。

本节在前文分析的基础上，从央行资产负债表的规模与结构出发，深入探讨中国货币扩张的成因及应对策略，指出央行并不是近年来中国货币供给持续上升的主要原因。中国货币供给持续快速扩张是间接融资模式下资本形成规模巨大、经济快速增长的结果。资本形成规模的扩张在使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也导致储蓄规模的扩大，在间接融资为主的融资模式下，银行存款成为储蓄投资转化的主要凭证，表现为货币供给的持续扩张。同时也表明，伴随投资效率的下降，投资驱动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不但不可持续，也使准货币从而货币供给面临潜在的风险。因而，调整经济结构、发展直接融资、改善实体经济的经营环境是优化货币供给，实现货币经济与实体经济有效匹配及良性互动的关键。本节虽然结合实体经济运行进一步分析了货币供给不断扩张的粗略机理，但未对经济主体的行为进行更为深入的剖析。显然，在间接融资模式及特定的制度环境下，投资规模扩张是企业、商业银行、政府共同作用的结果。如何在精确刻画三者行为的基础上得出中国投资规模进而货币供给函数则是需要进一步研究的问题。另外，本节虽然运用了一定的结构分析，但囿于分析视角，并未分析资本形成及资本存量结构，也未对货币供给结构进行更为细致的划分。总之，厘清主体、结构、效率的内在逻辑关系不仅有助于准确认识中国货币供给的规模扩张及潜在风险，也有助于制定有效措施，实现总量比例合理、结构有效匹配的货币供给与实体经济良性互动，最终达到金融支持经济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的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