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发展主要依靠投资拉动，储蓄投资转化规模明显偏大，投资率明显偏高，这一模式虽然对近年来经济增长起到了重要作用。但随着时间的推移，结构性矛盾日益突出，粗放型发展模式的可持续性也越来越遭到质疑，因而，有必要采取一系列措施予以优化。

(一)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改革开放以来，投资主导型经济增长模式促进了中国经济长期的高速发展，创造了世界经济发展史上的“中国奇迹”。但这一模式也造成了中国资源耗用过度、生态环境恶化等后果。尤其在进入21世纪以来，传统模式越来越不具有可持续性。一方面，受全球经济不景气的影响，中国出口规模增速近年来呈现下降趋势，从而抑制了国内储蓄向国外部门的转移;另一方面，近年来投资回报率持续走低造成了投资主体投资意愿不足。因而，必须要处理好消费与投资的关系，将经济增长方式由依靠投资拉动为主转变为依靠投资、消费共同拉动，通过调整结构扩大社会总需求以实现经济的平稳增长。

(二)完善收入分配制度

中国居民倾向于储蓄的重要原因是收入水平相对较低。国民收入的初次分配及再分配过程中，存在收入从居民部门向非金融企业转移的趋势，从而抑制了居民消费水平的提升，也导致了企业因为消费需求不足而闲置了大量的资源。此外，不仅要重视居民部门在初次分配和再分配中所占比重，同时不能忽视居民收入存在着地区差距、行业差距及城乡差距，这三大差距近年来具有扩大的趋势。因而，必须进一步完善收入分配制度，改变收入分配格局，缩小居民收入分配差距，使收入分配结构向居民部门及中低收入群体倾斜，促进社会消费水平的提升。

中国居民倾向于储蓄的另一重要原因在于社会保障制度的不完善，这就导致居民提高了对未来不确定性支出的预期。因而，必须推动社会保障制度的深化改革，加快建立多渠道、深层次、广覆盖的社会保障体系。通过消除居民扩大消费的后顾之忧，切实提高中国居民消费水平，实现投资与消费的动态均衡。(www.daowen.com)

(三)规范政府调控行为

地方政府的“投资饥渴症”是中国投资率居高不下的助推器。一方面，地方政府干预经济的行为在一定程度上使市场配置资源的功能部分失效，导致储蓄向投资转化效率低下;另一方面，地方政府过多地干预经济会对私人资本造成“挤出效应”，严重干扰企业作为投资主体所应发挥的作用。因此，地方政府必须实现由“职能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转变，减少对经济不必要的干预，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但这并不意味着政府在投资领域完全退出，尤其涉及公共投资领域时，由于存在投资回收期长、收益水平低、投资风险高等固有缺陷，私人资本不能或不愿进入。在这些领域，政府应该发挥应有的作用。总之，政府的投资行为应该做到“进退有序”，从而实现各领域内储蓄投资转化结构的优化及效率的提升。

(四)提高人力资本投入

人力资本投入对经济发展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对中国而言，进入21世纪以来，人口老龄化趋势明显、劳动力成本上升、东部地区“用工荒”现象严重，依靠传统的丰富廉价劳动力投入促进经济增长的方式已不可行。在中国产业结构面临升级换代的同时，劳动力素质也亟须提升。

据世界银行WDI数据库发布的相关数据显示^[14]，中国公共教育支出占GDP比重由1978年的1.97%增长至2014年的4.2%，而同时期美国这一比重基本维持在4%～5%左右，日本这一比重在1990年之前基本维持在5%左右。虽然中国公共教育支出在GDP中占比呈上升趋势，但仍需进一步扩大人力资本投入，提高劳动力素质。劳动力素质及结构的优化势必会促进储蓄投资转化规模的下降及结构的转变，从而使中国经济增长更具动力及可持续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