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教育 中国储蓄投资转化与经济结构转型:规模成果

中国储蓄投资转化与经济结构转型:规模成果

时间:2023-08-08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一)中国投资规模的总量分析图3-161952—2015年中国资本形成总额及资本形成率变动注:数据来源于国泰安数据库。中国资本形成总额及资本形成率的变动趋势如图3-16所示,改革开放前,中国资本形成总额较小,一方面是由于当时经济发展水平不高导致储蓄规模偏低,另一方面则因为处于近似封闭的经济环境,几乎不能利用国外资金支持国内投资的需求,从而导致了相对较小的投资规模。

中国储蓄投资转化与经济结构转型:规模成果

(一)中国投资规模的总量分析

图3-16 1952—2015年中国资本形成总额及资本形成率变动

注:数据来源于国泰安数据库(CSMAR)。

中国资本形成总额及资本形成率的变动趋势如图3-16所示,改革开放前,中国资本形成总额较小,一方面是由于当时经济发展水平不高导致储蓄规模偏低,另一方面则因为处于近似封闭的经济环境,几乎不能利用国外资金支持国内投资的需求,从而导致了相对较小的投资规模。中国资本形成率在1958—1962年经历了大幅波动,主要因为当时处于“二五”计划时期,政府提出了“大跃进”口号以及提倡全民“大炼钢铁”,使资本形成率在1959年一度高达42.84%,但之后受三年“自然灾害”的影响,资本形成率又经历了迅猛下跌,在1962年跌至历史最低点15.14%。这表明在计划经济时期中国资本形成受国民储蓄的制约,同时也会受到政府政策的影响。

在改革开放后,特别是1992年十四大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后,中国资本形成总额开始迅速增长,由1992年的10833.55亿元增长至2015年的313070.32亿元,增长了近30倍。而这一时期在净出口规模扩大以及国外资本大量流入国内的作用下,资本形成率呈现出波动式上升趋势,尤其在进入21世纪后,由最初在30%~40%区间内波动,上升至45%~50%的区间内波动,随后受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影响,中国政府出台“四万亿”投资刺激计划平稳国内经济,使后金融危机时期资本形成率一度高涨,但近年来这一比率又呈现出下降态势。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发展所呈现出来的高资本形成率在世界范围内是罕见的。如图3-17所示,与同处于高速发展的其他金砖国家如俄罗斯、巴西、南非、印度等国家相比较,可以发现,俄罗斯自苏联解体后资本形成率一直呈逐年下滑趋势,但近5年来开始出现回暖态势;巴西资本形成率在15%~25%左右波动,且近年来呈现出逐年下降的趋势;南非资本形成率则由30%降至20%左右;而印度资本形成率虽然呈现逐年上升态势,且在进入21世纪后涨至40%以上,但自2008年来出现一定程度下滑,与中国改革开放后高企的资本形成率相比仍然是“小巫见大巫”。由此可见,资本形成额与资本形成率“双高”是导致中国改革开放后经济总量不断攀升的重要因素,也是中国经济增速及持续时间均超过起飞期的日本和韩国并创造了世界经济发展史上“中国奇迹”的重要原因。

(二)中国投资规模的地区构成分析

图3-17 1960—2016年“金砖国家”资本形成率波动

注:数据来源于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指标”(WDI)数据库。

在计划经济时期,由于处于相对封闭的经济环境,各省份之间的区位优势并没有完全体现出来。这一时期区域间经济发展水平差异不大,投资规模及增速相差无几,但投资水平仍然存在一定的区域差异,这更多地是由政府宏观经济指令造成的。中国实行改革开放后,由于东部沿海地区具有明显的区位优势,成为外商对华直接投资的首选地。经济特区的设立更是为外资提供了优惠的政策条件。外来资本大规模涌入东部沿海地区,带动了区域内投资规模的迅速增长。

如图3-18所示,1980—2015年,东部地区固定资产投资总额呈现出显著增长的态势,其绝对规模由364.82亿元增至250025.11亿元,增长了684倍之多。但其相对增速波动幅度却较为剧烈,大致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为1980—1994年,东部地区固定资产投资增速波幅极大,且在1985年和1993年出现了历史峰值,其中前者达到46.7%,后者高达66.96%。这一时期增速的剧烈波动是由于中国处于改革开放初期,相关经济法律制度相当不完善,外商虽然开始对华投资,但对中国改革开放政策是否可持续持怀疑态度,这一点可以在1989年看出,受当时国际环境的影响,东部地区固定资产投资增速遭受了极大的打击,出现了首次负增长-8.51%。第二阶段则为1995—2015年,突出表现为固定资产投资增速的下降,由1994年的33.71%降至2015年的8.17%,尽管投资增速降缓,但由于东部地区庞大的资本存量,绝对规模增长不容小觑。(www.daowen.com)

图3-18 1980—2015年中国东部地区固定资产投资及其增速变动

注:数据来源于国泰安数据库(CSMAR),东部地区指北京、天津、河北、辽宁、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广东以及海南11个省及直辖市,不包括广西是因为在2000年国家制定西部大开发战略时其成为了享受优惠政策的省份。

而同一时期,与东部地区相比,中、西部地区固定资产投资无论从绝对规模还是相对增速上都略逊一筹。如图3-19所示,1980—2015年东部地区固定资产投资总额占比最大,其次为中部地区,西部地区占比最小。这一结论与东中西部地区所处的区位密切相关,东部地区由于特殊的地理环境使其成为接受外来投资最早的区域;中部地区则承担着承接东部地区落后产业的功能;而西部地区由于深处内陆,人口稀少,造成了固定资产投资占比最小的现状。

从不同区域固定资产投资占比的变动趋势来看,东部地区呈现出先升后降的趋势,但并不十分明显,具体而言,由1980年的56.06%上涨至1994年的63.97%,随后降至2015年的44.93%。中部地区呈现出先降后升的态势,由1980年的23.5%降至1993年的19.06%,随后在2015年升至29.03%。西部地区则呈现出缓慢增长趋势,由1980年的20.45%增至2015年的25.23%。

固定资产投资占比的变动一方面表明了政府为了平衡各区域经济协调发展,通过政府投资带动民间投资提高中西部地区的投资水平;另一方面,进入21世纪以来,东部地区固定资产投资占比的下降说明了原有产业面临着区域内饱和以及升级换代等问题,资源密集型和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受区域内劳动力成本上升的影响,出现向中西部地区甚至是国外转移的迹象。

图3-19 1980—2015年中国东、中、西部地区固定资产投资占比变动

注:数据来源于国泰安数据库(CSMAR),中部地区指山西、吉林、黑龙江、安徽、江西、河南、湖北以及湖南8个省份;西部地区则指其他12个省份。

图3-20 2003—2015年中国东、中部地区固定资产投资利用外资及其占比变动

注:数据来源于国泰安数据库(CSMAR),由于固定资产投资按资金利用来源划分仅从2003年开始,因而跨度为2003—2015年。

如图3-20所示,从固定资产投资利用外资的绝对规模而言,2003—2015年东部地区呈现出递增态势,由23974.66亿元增至335970.86亿元;中部地区由2003年的2552.5亿元先升至2011年的3649.42亿元,后降至2015年的2509.13亿元。比较两地区利用外资的绝对规模可知,东部地区固定资产投资中利用外资额远远超过中部地区。此外,从固定资产投资利用外资在所有资金来源中占比可知,2003—2015年东、中部地区利用外资占比均出现不同幅度的下降,前者由6.08%降至0.75%,后者则由2.48%降至0.16%。显然东部地区降幅远高于中部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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