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储蓄投资转化率的变化

1.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储蓄投资转化率的总量分析。

图3-7　1978—2015年中国净出口及净出口占GDP比重变动趋势

注:数据来源于国泰安数据库(CSMAR)。

图3-7显示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净出口总额及其占GDP比重的变化趋势。由图3-7可知，1978—1993年，净出口规模仍然处在较低水平，但其占GDP比重呈现出明显的大幅波动，且经常有年份出现净出口为负值的情况;但在1994年之后，由于中国进行了汇率制度改革，实现了人民币官方价格与外汇调剂价格并轨，净出口总额便始终为正值，且在2007年净出口占GDP比重达到历史最高，接近9%的水平。由于净出口可以看作国内未被消费的储蓄向国外的转移，从而净出口占GDP比重越高，势必会导致储蓄投资转化率的降低，这一情况在2006—2008年表现得尤为明显。此外，净出口占GDP比重的两次下滑现象，一次出现在1997—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一次出现在2007—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这两次危机的爆发导致中国净出口规模受到了严重影响。这也表明了改革开放以来，尤其在进入21世纪后，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的联系越来越密切，宏观经济越来越符合开放经济模型的假设。

因此，明晰了改革开放后中国净出口规模迅速扩大的事实之后，有必要对这一特定时期储蓄投资转化率的变动作出进一步分析。具体测算结果如表3-2和图3-8所示。

表3-2　1978—2015年中国储蓄总额、资本形成总额、净出口及储蓄投资转化率　单位:亿元

(续表3-2)

注:数据来源于国泰安数据库(CSMAR)。

根据表3-2及图3-8所示，考察1978—2015年中国储蓄率、资本形成率及储蓄投资转化率的变动情况，可知两者呈现相同的变化趋势:其中，储蓄率呈现出缓慢上升的态势，由38.56%上涨至48.39%;投资率则由38.87%上升至44.94%;而储蓄投资转化率与改革开放之前相比，呈现出较为明显的波动式下降趋势，由100.81%降至92.88%。这表明，随着改革开放程度的进一步加强，中国长期处于贸易顺差的状态导致国内储蓄向国外部门的持续大规模转移，这一时期的储蓄投资转化率依然能够维持在较高水平，但近年来这一比率呈现出逐年下降的趋势，且在2007年左右达到历史低值82.71%。

图3-8　1978—2015年中国储蓄率、资本形成率以及储蓄投资转化率变动

注:数据来源于国泰安数据库(CSMAR)。

2.中国储蓄投资转化率的部门构成分析。

表3-3和图3-9给出了1978—2015年按支出法核算的中国国内生产总值、最终消费额、国民储蓄额以及储蓄率的相关数据。

图3-9　1978—2015年中国储蓄总额与储蓄率的变动

注:数据来源于国泰安数据库(CSMAR)。

由表3-3和图3-9可知，1978—2015年中国储蓄总额由最初的1401.25亿元增长到337077.48亿元;与此同时，储蓄率呈现出波动式上升的态势，其中最主要的上升阶段分别为1983—1994年，这一时期储蓄率由33.22%上升至42.09%，十余年时间上升接近10个百分点;另一阶段为2000—2010年，储蓄率由36.7%上升至51.55%，上升近15个百分点。这一现象表明中国通过改革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不相适应的部分促进了社会产出以及积累的增长，也从另一个侧面说明迅速扩张的储蓄总额为国内进行投资建设提供了充足的资金。

表3-3　1978—2015年中国GDP、消费额、国民储蓄额及储蓄率　单位:亿元

(续表3-3)

注:数据来源于国泰安数据库(CSMAR)。

随着国民储蓄总额的迅猛增长，其部门构成也发生了显著变化。与计划经济时期政府储蓄占国民储蓄比重过高不同，改革开放后政府部门储蓄占比明显下降，住户和企业部门储蓄占比则呈现一定程度的扩大趋势。如表3-4和图3-10所示，1992—2014年住户部门储蓄占国民储蓄的比重基本维持在40%～50%区间内波动;非金融企业部门储蓄占国民储蓄的比重维持在40%～50%区间内波动;而政府部门这一比重则维持在10%～20%区间内波动，且近年来呈现出缓慢下降趋势;金融机构部门储蓄比重占比则始终较低，基本维持在0～10%区间内波动。

表3-4　1992—2014年中国国民储蓄构成　单位:亿元

(续表3-4)

注:由于《中国统计年鉴》从1998年开始新增资金流量表的披露，披露年份仅从1992年开始，其余数据根据《中国统计年鉴(1998—2016)》中资金流量表(实物交易)部分计算。

图3-10　1992—2014年中国国民储蓄的部门构成变动

注: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1998—2016)》中资金流量表(实物交易)。

通过对国民储蓄的部门构成进行分析，可以得出“民进国退”的基本结论，那么投资规模的部门构成与国民储蓄的部门构成情况是否相类似呢?由表3-5和图3-11可知，1992—2014年各部门投资规模均有不同程度的增长。其中，非金融企业部门投资由7549.46亿元增长至191859.1亿元，增长幅度为24倍;金融机构部门投资额由42.57亿元增长至673亿元，涨幅近15倍;政府部门投资额由595.98亿元增至33577.3亿元，增幅为55倍;而住户部门投资由1447.99亿元增长到76607.9亿元，增长近52倍。

表3-5　1992—2014年中国投资规模的部门构成　单位:亿元

(续表3-5)

注: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1998—2016)》资金流量表(实物交易)部分，投资额指固定资产投资增加以及存货变动，由于统计口径存在差异，国内合计的投资总额与按支出法计算的国内生产总值中的资本形成额可能存在误差。

对各部门投资占比的变动情况分析可知，1992—2014年非金融企业部门投资占比虽然呈现出缓慢下降态势，从1992年占比近80%降至2014年的65%左右，但其比重仍然最大，这与非金融企业是社会经济活动中最主要的投资主体密切相关;住户部门投资占比则呈现出缓慢增长的态势，由1992年的15%左右上涨至2014年的25%左右，上涨近10个百分点;政府部门以及金融机构部门投资占比变动较为平缓，政府部门投资占比基本围绕在10%左右波动，而金融机构部门这一比值基本围绕在1%左右波动。

图3-11　1992—2014年中国投资规模占比的部门构成

注: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1998—2016)》。(www.daowen.com)

结合前文国民储蓄的部门构成可计算出各部门的储蓄投资转化率的高低，如图3-12所示。

图3-12　1992—2014年中国各部门储蓄投资转化率变动

注: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1998—2016)》。

由图3-12可知，1992—2014年中国非金融企业储蓄投资转化率最高，虽然呈现下降趋势，但总的来说这一比率始终大于100%，表明非金融企业部门属于典型的资金需求部门，自身储蓄不能满足投资需求，因而需要从其他资金盈余部门借贷资金;政府部门转化率呈现出波动上升趋势，仅在2009年和2010年超过100%，表明1992—2014年政府部门财政收支基本实现了“量入为出”;住户部门储蓄投资转化率在低水平上呈现出缓慢上涨态势，且最高时达到50%左右，表明居民部门仍属于资金盈余部门;对于非金融企业部门而言，其转化率在低位呈波动下降趋势，属于典型的资金盈余部门，其大量盈余资金是非金融企业部门投资资金来源的重要渠道。

(二)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储蓄投资转化率的形成机制

改革开放以来，受净出口规模扩大的影响，中国储蓄投资转化率呈现下降趋势。因此，探讨储蓄投资转化率的形成机制就必须紧紧围绕造成净出口规模扩张的成因。由于净出口涉及进口与出口两方面，其规模扩张一方面可能是出口规模扩张而进口规模萎缩导致，另一方面则可能是进出口规模均扩张，但无论是从存量还是增量上进行比较，进口规模都不及出口规模高。总体看来，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净出口规模不断扩张的主要影响因素可以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

1.国际贸易政策的变动。

一般而言，国际贸易政策可以被划分为自由贸易政策和贸易保护政策。对一国而言，究竟采取哪种贸易政策并非一成不变。当经济发展势头良好时，政府更偏向于制定自由贸易政策，从而能够使本国国民以相对较低的价格享受到国外市场上的产品;反之，当经济发展低迷时，政府为了保证本国居民的就业以及维护民族企业的竞争力，更倾向于采取贸易保护政策，从而不利于国外产品的进入。

结合中国实际情况来看，20世纪70年代以来，中国相继与英、日、美等发达国家建立外交关系并实施了改革开放政策。当时美国对外贸易的霸主地位受到来自日本和西欧的挑战，其外贸政策开始由二战后的自由贸易思想向贸易保护主义抬头，但出于联合中国抗衡苏联的政治考虑，美国建交当年便与中国签订了《中美贸易关系协定》，这一协定的签订以及同时期美国对华技术出口政策的放松，使中国对外贸易规模有了较大幅度的增长。据统计资料显示，中国1979—1989年出口额由211.7亿元增至1956亿元，而进口额则由242.9亿元增至2199.9亿元。且在改革开放头十年，有八年出现不同程度的贸易逆差。步入20世纪90年代，尤其在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后，中美贸易额迅速增长，中国开始由贸易逆差转向贸易顺差，且顺差规模逐年扩大。这随即引发了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相继出台了对中国出口产品展开倾销调查的措施。受国际政治环境变化的影响，美国开始严格限制对华技术出口，导致中国进口规模增速缓慢。与此同时，在中国加入WTO后，一方面世贸组织主要成员国要求中国必须降低关税以期打开国外产品在华市场;另一方面，西方发达国家通过设置环保壁垒、劳工壁垒等门槛，企图遏制中国出口规模的大幅增长。这一系列政策的出台势必不利于净出口规模的扩张。

2.国际产业转移及直接投资的影响。

二战结束后，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在经历了战后的恢复与重建后，开始在国际范围内展开大规模对外直接投资，广大具备丰富廉价劳动力和自然资源等优势的发展中国家成了发达国家进行直接投资的东道国。中国在改革开放后，一方面由于具备劳动力和自然资源等方面的优势，能够承接发达国家传统劳动力密集型或技术密集型产业转移;另一方面，由于自身拥有庞大的国内市场，又会对市场导向型企业具有较大吸引力。因此在这一时期中国成了发达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首选之地。

根据图3-13所示，1984—2015年中国实际利用外资额由27.05亿美元增至1262.67亿美元，其增速在1993年达到历史峰值102.88%;但进入21世纪后，中国实际利用外资额虽然在规模上表现为波动式上升，但在增速上则表现为波动式下降。

图3-13　1984—2015年中国实际利用外资额及其增速

注:数据来源于国泰安数据库(CSMAR)。

外商对华直接投资影响中国净出口的机制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对华直接投资的企业大致可以被分为成本导向型与市场导向型两类。第一类企业青睐于中国改革开放初期所具备的丰富廉价劳动力、土地及自然资源，因而为了降低生产成本，将一部分传统的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如服装纺织、配件加工等企业转移到中国，通过降低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售价获得竞争优势。这类企业的投资行为显然会导致中国出口规模，尤其是低附加值产品的出口规模扩大。第二类企业则看中中国改革开放初期庞大的、未被开发的国内市场，通过与国有企业采取中外合资、中外合作的方式和提供技术、管理经验的措施直接在华生产、销售，从而避免了从国外直接对华出口而面临巨额关税的窘境。因此，一方面成本导向型企业对华直接投资会导致中国出口规模的增长;另一方面，市场导向型企业的投资行为则会降低中国对某些产品尤其是高档耐用消费品的进口需求。其中较为典型的是中外合资兴办的汽车产业，大量降低了国内直接进口国外汽车的需求。因而，不同导向类型的企业对华直接投资导致了中国进出口规模的“此消彼长”，使净出口规模不断扩张。

3.经济发展模式的影响。

改革开放以来，由于中国消费与投资比例过低导致总需求结构的失衡，因而采取了偏外需导向的经济发展模式。这是因为，高投资虽然能够代替消费成为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力量，但是不能完全弥补由居民消费不足带来的总供求失衡。从短期看，投资创造需求，而从长期看，投资创造了更多的供给。这些供给由投资品和消费品共同构成，不断增长的高投资尽管能够吸收更多的投资品，但对持续增加的消费品供给是无能为力的。因此，在国内总需求不足时，过剩的消费品必须通过出口加以释放^[7]。

4.人民币汇率变动的影响。

汇率变动对贸易余额的影响可以引入马歇尔—勒纳条件予以分析。在开放经济条件下，净出口可表示为:

假设初始状态为贸易平衡，即X=εM。当实际汇率ε变动Δε时，进出口及净出口改变量可表示为:

对式(3-12)化简，可变为:

因此，要使货币贬值即实际汇率ε上升导致贸易顺差，必须要求式(3-13)右端大于0，即出口变化率必须要大于进口变化率与汇率变化率之和，一国政府才能通过货币贬值的方式改善本国的贸易状况。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汇率制度的演变主要可以分为以下几个阶段:

(1)人民币内部结算价与官方汇率并存阶段(1981—1984)。由于中国在改革开放前人民币汇率远低于出口换汇成本，为了促进出口规模的扩张，必须要求人民币贬值。然而人民币贬值对当时非贸易部门的换汇收入会造成影响。因此，一方面为了促进出口，另一方面为了不损害非贸易部门创收，采取了人民币内部结算价与官方汇率并存制度。这一制度的实施的确对当时扩大出口，抑制进口起到了促进作用，但在具体实施过程中却被IMF视作政府对企业进行了变相的出口补贴，从而导致主要贸易国家对中国产品惩罚征收补贴税。

(2)人民币官方汇率与外汇调剂市场汇率并存阶段(1985—1993)。一方面原有汇率制度在实施过程中存在诸多弊病，另一方面1980年中国恢复了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合法席位，被要求尽快向单一汇率制度转变。因而在1985年中国开始取消了内部结算价恢复到单一汇率制度。为了积极配合外贸体制改革，1988年中国放开了外汇调剂市场汇率导致官方汇率与调剂市场汇率并存。虽然在外汇管理上政府尝试将竞争机制引入调剂市场，但由于企业类型的差别而造成的歧视导致这一时期外汇定价仍以官方汇率为主导。为了扩大出口，势必会对人民币实施贬值，并最终导致净出口规模的扩张。

图3-14　1994—2016年人民币兑美元汇率波动

注:数据来源于世界银行发展指标数据库(WDI)。

(3)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1994—2005)。这一时期中国实现了人民币官方汇率与外汇调剂汇率的并轨，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的管理浮动汇率制度。与此同时，外汇管理局推出了强制结售汇制度。这一系列外汇管理制度的出台一方面使出口导向型企业必须将外汇进行结算，导致外汇市场上供给的扩大;另一方面，中国对外汇需求管理较为严格，致使人民币升值压力空前加大，从而对出口型企业造成了严重的影响。如图3-14所示，1994—2005年人民币兑美元汇率由8.619降至8.194，呈现出缓慢升值的趋势，一方面导致出口企业面临产品价格优势丧失的局面，从而不利于出口规模的扩大;另一方面造成进口规模的扩张，但这一趋势并不明显，因而这一时期中国净出口规模仍呈现出增长态势。

(4)以“一篮子货币”为参考，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2005年至今)。汇率制度改革后，人民币不再盯住单一美元，而采用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同时参考一篮子货币变动。与此同时，强制结售汇制度在2007年被废止。这一系列政策实施的原因，是原有汇率制度导致了中国持续大规模贸易顺差，央行必须强制性购入外汇而使市场上投放的人民币过多，并进一步增加了实施货币政策的难度。此外，受当时美元贬值的影响，原有单一盯住美元波动的汇率制度使中国巨额的、以美元为主的外汇储备面临巨大的汇率风险。因此，参考一篮子货币的汇率制度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增加汇率弹性。但在2008年后，受全球金融危机蔓延的影响，人民币兑美元汇率面临着严重的升值压力，对出口规模的增长造成了严重的影响，净出口规模开始萎缩。据统计，中国净出口规模由2008年的20868.41亿元一度降至2011年的10079.2亿元，降幅高达五成。

5.税收政策的影响。

对进出口规模影响颇深的因素之一是相关税率的制定。其中，中国进出口关税税率的变动对净出口规模及结构产生的影响最为深远。在改革开放初期，受经济发展水平落后的影响，中国一方面外汇储备稀缺而没有能力大规模进口国外产品，另一方面则对进口产品的种类进行了明确的限制。“六五”“七五”计划中明文规定:“重点引进软件、先进技术和关键设备;进口国内市场所需物资、短缺物资和以进养出物资;对中国自己能够制造和供应的设备，特别是日用消费品，不要盲目地进口，以保护和促进民族工业的发展。”^[8]另外，这一时期政府发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出口关税条例》及《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出口关税税则》等法律法规。一方面，通过提高高档耐用消费品的进口税率以抑制此类商品的进口;另一方面，对为国外厂商加工、装配成品和为制造外销产品而进口的原料、辅料、零部件和包装物等材料，按实际加工出口的数量免征进口税，从而有利于出口型企业大规模发展“三来一补”贸易扩大出口规模。因而，改革开放初期，对进出口商品实行不同的关税政策，是净出口规模扩张的重要原因之一。

图3-15　1985—2015年中国出口退税额变动情况

注:数据来源于国泰安数据库(CSMAR)。

如图3-15所示，1985—2015年中国出口退税额的变化趋势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为1985—2000年，这一阶段出口退税额呈现出缓慢增长态势，由19.7亿元增至810亿元;第二阶段为2001—2015年，出口退税额增长态势十分明显，由1071.5亿元增至12867.19亿元。而比较同时期中国各主要进口产品的金额情况，由表3-6可知，1980—2015年进口金额较多的产品主要集中于初级产品、工业制成品、轻纺产品、橡胶制品矿冶产品及其制品、机械及运输设备等方面，而对于食品、饮料、烟类以及其他原料燃料等进口金额则较小。这充分说明了改革开放以来，进口产品类别及金额受到政府税收政策影响较为明显。

表3-6　1980—2015年中国主要进口产品的金额　单位:亿元

注:数据来源于国泰安数据库(CSMAR)，其中进口品一至十分别指初级产品、食品及主要供食用的活动物、饮料及烟类、非食用原料、矿物燃料润滑油及有关原料、动植物油脂及腊、工业制成品、轻纺产品橡胶制品矿冶产品及其制品、机械及运输设备。

中国加入WTO后，为适应国际经济环境变化的新趋势，同时为避免贸易摩擦与纠纷，对原有外贸税收政策进行了修改。在继续大力支持国内企业积极引进国外先进技术设备的同时，适度放开了对高档耐用消费品的进口限制。虽然进口规模有所扩大，但这一时期净出口规模仍呈现出明显的扩张趋势，只是在增速上有所减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