凯恩斯通过扩大投资来治理萧条的政策主张是针对当时极端的经济状况提出的短期权宜之计，在动态上并不具有持续性。对于范围之广、程度之深、持续时间之长的20世纪30年代的经济危机而言，凯恩斯运用短期分析的研究方法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具有现实基础及合理性，但其政策主张显然不具有一般的指导意义。事实上，凯恩斯并没有回避其理论主张的动态困境，在《通论》中，他指出:“当我们每一次通过投资的增加来取得二者的相等时，我们就加重了使二者在明天等同的困难。”^[20]也就是说，通过政府主导扩大投资的方式来弥补总供给与总需求之间的缺口，在当期来看，可以实现总供给与总需求的平衡，但由于投资在长期具有供给功能，下一期将有更高的收入，依据边际消费倾向递减规律，收入与消费之间的缺口将变得更大，从而需要更多的投资加以平衡。由此可见，凯恩斯通过扩大投资来刺激经济的政策主张，好比是给一个漏气的轮胎打气，但令人沮丧的是，在打气的过程中，轮胎的漏洞会变大，必须更换马力更大的打气筒，动态困境因此形成。

为了摆脱这一困境，凯恩斯提出了消灭食利阶层，使利率降为零，进而实现投资社会化，他认为“单靠银行政策对利息率的影响似乎不大可能决定投资的最优数量。在某种程度上，全面的投资社会化是大致取得充分就业的唯一手段”^[21]。因此，凯恩斯在《通论》也提出了改善收入分配的政策主张。他指出:“自从19世纪末叶以来，所得税、超额所得税、遗产税等直接税，在消除财富与所得之绝对差异方面已有长足进步，尤以英国为然，许多人都愿意这种办法再推进一步。”^[22]但无论是消灭食利阶层还是收入再分配，都与资本主义的本质相违背，因此，真正实施还存在一系列的困难。(www.daowen.com)

另外，凯恩斯假定政府官员在推行政府投资或其他干预措施时代表社会的利益，也与经济学的“理性人”假定相违背，因此遭到了自由主义经济学家猛烈批评。20世纪70年代西方资本主义世界普遍出现“滞胀”，被认为是长期推进凯恩斯主义的恶果。以哈耶克与弗里德曼为代表的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对凯恩斯主义的理论基础及政策主张提出了强烈质疑。他们主张回到古典与新古典理论，充分发挥市场自我调节的功能。哈耶克认为，只有市场机制才能使生产资料在各个部门之间进行有效配置，政府需要做的只是给予私人经济最充分的自由，此时储蓄向投资转化的效率最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