效率，是指一定的投入量所产生的有效产出，即效率=有效的产出/一定的投入量。储蓄投资转化效率是指储蓄转化为国内投资后形成国内资本的运用效果，是“从投资到产出”的过程，体现的是储蓄投资转化的结果。储蓄投资转化效率的主要指标有资本产出比、增量资本产出比、资本产出弹性和AMSZ动态效率准则。

资本产出比K/Y，即当年资本存量与当年产出的比值。资本产出比反映了现有资本的利用效率:资本产出比越高，即一定的资本投入带来更少的产出，投资效率越低;反之，资本产出比越低，一定的资本投入带来更多的产出，投资效率越高。李治国、唐国兴(2003)计算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名义K/Y，他们认为1978—1994年K/Y指标的下降体现了“增量改革推动的配置效率改进”^[39]。雷辉(2009)对中国1952—2007年的资本存量进行了重新估算，发现资本产出比由1978年的1.726上升到了2007年的2.139，表明中国的宏观投资效率在持续降低^[40]。张家峰(2012)对中国1952—2008年的资本产出比进行计算，结果表明自1994年以来中国的资本产出比持续快速上升，由1.74上升至2.45，反映了产出过程中资本投入的比例越来越大，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的特征越来越明显^[41]。吴建军、刘进(2015)的测算结果表明，中国的资本产出比从1995年的2.23升至2014年的3.37，尤其是2008年以后呈现快速上升的态势^[42]。

增量资本产出比ICOR，其计算公式为△K/△Y，即当年资本增量与当年新增GDP的比值。一国的ICOR越大，即增加单位产出需要更多的资本投入，投资效率越低;反之，一国的ICOR越小，即增加单位产出需要投入较少的资本，投资效率越高。Zhang(2003)使用经过指数平减的“实际ICOR”分析了中国的宏观投资效率，比较发现，1979—2000年中国大陆的平均ICOR为5.1，而1987—1997年间新加坡的ICOR为4、中国台湾地区为3，这说明中国大陆的宏观投资效率比较低^[43]。李同宁(2008)认为，中国当前的实际增量资本产出比已接近泰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和韩国在东亚金融危机爆发前的水平，表明随着投资率的过度上升，宏观投资效率在下降，金融风险在增加^[44]。李屹同、张东(2016)指出，2008年以后中国增量资本产出比急剧上升，反映了高投资率驱动下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投资效率偏低^[45]。

资本产出弹性，指在总量生产函数中，在假定其他要素投入的水平不变时，资本投入增长1%所导致的产出增长的百分比。王小鲁、樊纲(2000)用规模报酬不变的C-D生产函数对中国1953—1999年间的资本产出弹性进行了估算，得到资本产出弹性为0.5，劳动产出弹性为0.3^[46]。曹吉云(2007)在标准的C-D生产函数模型的基础上，以第三产业劳动力投入占比作为技术水平的替代变量所估计的中国总量生产函数表现为规模报酬不变的特征，得出1979—2005年间中国固定资本产出弹性为0.557^[47]。张家峰(2012)在假定规模报酬不变和技术进步中性的基础上对1952—2008年的C-D生产函数进行了实证分析，得出1978—2008年资本产出弹性为0.8255，1952—2008年整个时期的资本产出弹性为0.6947^[48]。(www.daowen.com)

AMSZ动态效率准则，描述了一个经济积累的资本存量与消费最大化所要求的黄金律资本存量水平相一致的状态。如果一个国家每年的总资本收益始终大于当年的总投资，那么这个国家的宏观投资效率就是动态有效的，否则，就是动态无效的。史永东、齐鹰飞(2002)首次利用AMSZ准则对1992—1998年中国经济的动态效率进行了检验，发现样本期间中国经济是动态无效的^[49]。项本武(2008)利用AMSZ准则对1992—2003年中国经济的动态效率进行了检验，认为样本期间中国经济在大部分年份处于动态无效状态，并且中国经济的动态效率与投资率负向相关^[50]。赵鑫铖等(2015)使用AMSZ准则分析了中国产业层面资本积累的动态效率。实证结果表明，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的动态效率在1997—2010年这段时间内逐渐减弱，以2007年为转折点，由资本积累不足转变为积累过度，第三产业资本积累的动态效率较高且比较稳定;从各产业内部来看，三次产业整体的动态效率与各产业内部的产业动态效率结构紧密相关^[51]。

同时，也有一部分学者对K/Y、ICOR等指标衡量投资效率的科学性提出了质疑。Radelet and Sachs(1998)在评论东南亚国家的投资效率时指出，如果一个国家正处于快速的资本深化时期，或者正处于产业结构升级、基础设施大量投入时期，很容易出现ICOR指标迅速提高的情况，因而，ICOR“只是一个粗略的宏观指标”，不能简单地将ICOR上升作为一个国家或地区投资效率恶化的证据^[52]。樊潇彦、袁志刚(2006)利用Solow-Swan模型，分别从静态和动态两方面分析K/Y大小与一国是否出现过度投资的关系，认为“用ICOR、K/Y和I/Y来衡量宏观投资效率是不恰当的，也不能用来判断投资效率的变化趋势”^[53]。吴建军、刘进(2015)指出，由资本投向变化引起的产业结构升级以及各产业内资本产出比上升是导致总体资本产出比上升的主要因素。不同产业的资本有机构成不同，当处于产业结构升级时，高级产业需要投入更多的资本，就很容易出现资本产出比迅速提高的情况，但这种资本产出比的上升并不是真正意义的效率下降，是经济发展中的正常现象^[5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