储蓄投资转化水平的研究包含两个方面:一是储蓄投资的相关性，即储蓄投资转化率的研究;二是储蓄投资转化规模，即资本形成率或投资率的研究。

(一)储蓄投资转化率

在封闭经济条件下，一国投资只能来源其国内储蓄，从而储蓄与投资在数量关系上应该高度相关。当经济处于均衡状态时，储蓄投资转化率等于1;但在开放经济条件下，资本的跨国流动使国内储蓄不仅可以转化为国内投资，还可以转化为对外投资。同样，国内投资的资金来源既可来自国内储蓄，又可以来源于其他国家的储蓄。所以，国内储蓄不再是一国投资的唯一来源，国内的资本形成过程就可以摆脱国内储蓄的约束。因而，开放经济条件下，一国储蓄与投资之间的相关性在理论上将会降低。

Feldstein and Horioka(1980)首次使用16个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以下简称“OECD国家”)1960—1974年的截面数据对储蓄与投资之间的相关性进行了验证，实证结果显示，1960—1974年OECD国家的国内储蓄与国内投资之间存在高度相关性，这一结论与该时期资本国际充分流动的事实相违背，从而形成了“Feldstein and Horioka之谜”^[1]。此后，国外学者对储蓄与投资相关性问题展开大量研究，通过使用不同时期、不同国家的样本数据进行实证研究，结果发现，国内储蓄和一国投资之间基本上具有显著的相关性。

国内学者也围绕储蓄与投资相关性问题展开了大量研究。周国富、廖筠(2006)的研究发现，中国作为一个整体在1990年至2004年间的储蓄投资转化率平均为97.34%^[2]。于春海(2007)利用1978—2004年的数据分析中国的储蓄与投资的关系，发现在长周期样本中，国内储蓄和投资之间存在较高的相关性^[3]。王燕武、薛蕾(2007)认为，中国居民的储蓄、政府部门的储蓄、投资三者正相关，且在短期上存在明显的动态调整机制^[4]。张家峰(2012)基于时间序列数据对储蓄投资转化的相关性进行了分析，发现中国的储蓄投资转化率并不高，尤其是储蓄向投资转化过程中存在比较严重的滞后现象^[5]。李治国(2008)基于Feldstein and Horioka方法考察了中国区域间储蓄投资相关性及其所体现的区域间资本流动性。截面回归模型分析显示，中国区域间储蓄投资相关性所反映出的资本流动性介于国际情形与发达国家内部情形之间，并且不断加强^[6]。王博、文艺(2012)对中国各省内部的储蓄投资相关性进行了经验分析，结果发现，中国各省份的储蓄投资相关性在总体上呈现显著的相关关系，表明中国省际间的资本流动性较差，可能存在由较为严重的国内资本市场分割所导致的资本配置无效率^[7]。

本书认为，在开放经济条件下，由于商品与资本在国际间的流动，一国总体的储蓄投资转化率测度将变得更为复杂，单纯利用储蓄与投资的数据得到的结论不具备明显的政策含义，有必要进行更为细致的分析。但是，对各区域储蓄投资转化率及储蓄投资转化时滞的研究则可以发现中国经济运行中的结构及效率问题，值得引起相应的重视。

(二)储蓄投资转化规模

投资率(又称资本形成率)可以用来衡量一国的储蓄投资转化规模，多数研究一般用资本形成总额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重来衡量投资率。统计分析表明，中国的投资率远超发达国家及投资扩张时期的新兴市场国家，那么，中国如此之高的投资率是否合理?其成因及影响又是什么?国内学者并未形成统一的认识。

1.中国高投资率是否合理的判断。

第一种观点认为中国的高投资率是合理的。罗云毅(2004)指出，从较长的时期考察，中国的消费率虽然明显低于世界一般水平，而投资率又明显高于世界一般水平，但对发展中的中国而言，投资率并不高，中国今后的发展仍然要依赖相对较高的投资率^[8]。李扬等(2007)认为，高储蓄、高投资和高增长是中国人口结构变化、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相互契合所产生的必然结果，因而有其内在的合理性^[9]。庞明川(2007)的研究结果表明，从总量投资效率来考察，中国经济并不存在投资过热或过度投资现象，中国的高投资不存在低效率问题^[10]。孙文凯等(2010)通过实证分析说明，中国之所以在过去三十年拥有较高的投资率正是因为中国具有非常可观的资本回报率^[11]。

第二种观点认为中国的高投资率是不合理的。李同宁(2008)指出，投资率的上升是否合理，关键是看投资效率如何。他使用增量资本产出比(ICOR)测算出中国的投资率已过度上升^[12]。李稻葵等(2012)计算了中国的境内投资率与国民投资率［(境内投资+对外投资)/GDP］，通过实证分析指出，如果降低国民投资率，同时改善投资效率，中国经济的GDP增长率不会出现大幅下降^[13]。(www.daowen.com)

本书认为，投资率是否合理的判断，必须结合特定的经济增长方式及一国经济发展的目标。毋庸置疑，中国经济增长具有明显的粗放型特征，在这一增长模式下，投资率及经济增长率必然是高的，但也会带来一系列的问题，如环境破坏、生态恶化、经济结构失衡等。因此，在综合考虑国内经济社会因素的现状以及在此基础上的可持续性，才可以对投资率高低的合理性做出相对科学的判断。

2.中国高投资率成因的分析。

国内研究对中国投资率过高成因的认识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

第一，消费需求不足引致了中国的高投资率。沈翔(2012)的实证分析表明，二元经济转型虽然提高了国民收入，但是低消费的现象并未改善，因此更多的资金涌向了投资，造成了中国投资率居高不下^[14]。吴建军、刘进(2014)认为，消费和投资是一国经济增长的最基本来源，中国消费需求的不足，使得投资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这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中国的高投资率^[15]。

第二，地方政府的“投资饥渴症”推高了中国的投资率。张军等(2007)指出，基于财政分权的经济激励而展开的招商引资竞争以及基于地方官员政治晋升博弈而展开的“标尺竞争”，为地方政府优先发展公共基础建设投资提供了非常强劲的动力^[16]。周黎安(2007)认为，中国以经济增长为主要指标的官员考核机制对地方政府有着强烈的投资激励^[17]。张卫国等(2010)指出，实行财政分权制度以来，地方政府作为具有独立利益的经济主体更加积极地参与经济生活，采取多种方式努力吸引和扩大投资^[18]。显然，财税体制改革使地方政府具有了独立利益，加之地方融资平台的迅速发展，以及以GDP作为地方各级官员政绩考核的最主要指标，推高了中国的投资率。

第三，粗放型经济增长模式是中国投资率居高不下的重要原因。张军(2002)认为，20世纪80年代，中国经济在经历了增量改革导致的资源配置效率总体改善之后，开始表现出粗放型增长的特征:相对于产出的增长，资本形成加快^[19]。王秀芳(2006)认为，多年来，中国经济增长基本上是靠投资的过快增长驱动的^[20]。显然，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在一定程度上是通过消耗不可再生的资源带来的，这说明近年来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推动力是资本数量的增长而不是资本配置效率的改善。

第四，改革开放以来巨大的人口红利加速了中国的资本形成。统计数据表明，从1982年至2010年，中国的适龄劳动人口比重从61.5%上升至73%，总抚养比从62.6%下降至34.2%。王丰(2006)^[21]、汪伟(2009)^[22]、朱超等(2012)^[23]认为社会抚养比的降低提高了整个社会的储蓄率，为资本形成提供了必要的条件。郭晗(2014)指出，中国的资本形成率从2000年的35.3%提升至2010年的48.6%，十年间上升了约13个百分点，而同时期中国保持了年均约10%的高增长率，这正是中国人口红利作用的结果^[24]。

3.中国高投资率的影响。

关于中国高投资率影响的研究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首先，高投资率导致中国投资效率低下。齐鹰飞等(2013)认为，中国目前的投资率已经超过了使投资效率处于最优的水平，投资率的升高会使投资效率进一步下降^[25]。其次，高投资率造成中国产业升级缓慢。吴建军、刘进(2014)指出，投资主导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模式相对忽略质量与效率，使产业结构升级失去了供给方面的动力^[26]。再次，高投资率造成环境污染与资源浪费。经济增长前沿课题组(2005)认为，高投资、低消费的增长模式因要素价格扭曲造成了产能过剩、环境污染、资源过度开采等问题^[27]。最后，高投资率导致金融风险上升，江晶晶、单超(2010)指出“高投资、低消费”和“出口导向”的总需求结构是影响M2/GDP水平进而造成金融风险的根本因素^[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