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20世纪80年中期以来，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消费率却持续下滑，出现了明显的消费抑制现象。这主要表现在最终消费率持续下降，尤其是居民消费需求明显不足。对此现象的研究和探讨文献非常丰富。

姚齐源和宋晓丽（1999）指出，居民的过度积累对消费形成了强烈抑制，并诱发了消费抑制与收入约束之间的不良循环。李景睿（2009）根据消费-投资比来判断是否存在消费抑制。当消费-投资比较小时，存在消费抑制。他对1992—2007年中国的省级面板数据的研究表明，近五年84％的省区年度消费率低于最优的消费率水平，而且消费率有逐渐下降的趋势。

早期的消费抑制现象与国家的消费政策有关。林毅夫等（2002）对中国在20世纪50年代采取抑制消费的宏观政策进行了经济学分析，认为这种抑制消费的政策是出于在资源高度稀缺的国情下国家为了实行“赶超”战略、优先发展重工业、降低劳动成本而采取的措施。李通屏（2005）对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消费制度变迁的研究认为，改革开放以前，中国采取了抑制消费的制度安排，但从20世纪90年代后期开始，中国则采取了刺激消费的政策和制度安排。房爱卿等（2006）分析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消费需求和消费政策的变化。他们把国家的消费政策分为四个不同阶段：第一，抑制消费政策阶段（1949—1978年）；第二，补偿消费政策阶段（1979—1988年）；第三，适度消费政策阶段（1989—1997年）；第四，鼓励消费政策阶段（1998—2004年）。王宁（2007）认为，在1956年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后，这时的“抑制消费”是国家与个人进行的一种隐性交换，即用国家承诺（未来的幸福理想和美好蓝图）来交换个人对目前阶段的抑制消费（“滞后享受”）的同意。

消费抑制的外在表现是居民消费需求的不足。近年来，对居民消费需求不足的研究是一个热点问题。从消费理论来分析，Keynes（1936）的绝对收入假说、Duesenberry（1949）的相对收入假说、Modigliani（1954，1984）的生命周期假说和Friedman（1957）的恒久收入假说以及在生命周期理论的基础上Samuelson（1958）和Diamond（1965）提出的代际交叠模型（OLG）等都认为收入是决定消费的主要因素。其中，生命周期假说、恒久收入假说和OLG模型都认为消费者追求长期效用水平的最大化，即跨时最优化消费应综合考虑一生的平均收入或恒久性收入来合理规划其一生的消费。Hall（1978）在卢卡斯批判（Lucas，1976）的基础上，把理性预期方法论应用到生命周期假说和恒久收入假说之上，考虑不确定性因素，开创性地提出了随机游走假说（random-walk hypothesis）。该假说认为：　消费变化具有不可预测性；个人收入预期增长率与消费预期增长率无关；未来收入不确定性对消费不会产生影响。但是，对此假说的多数检验结果都不支持这一结论，实际消费变动与预期收入变动之间存在相关性，消费对收入存在过度敏感性（Flavin，1981；Campbell and Deaton，1989）。据此分析，居民消费不足的主要原因来自收入约束。

目前，经典消费理论的主动向是不确定等价，即以“不确定性”因素为假定条件，在跨期最优的分析框架内对Hall（1978）的随机游走假设予以修正，然后将之引入到实证研究的预防性储蓄假说（Skinner，1988；Zeldes，1989；Caballearo，1990；Kimball，1991；Dardanoni，1991；Engena and Gruberb，2001；Parker and Preston，2005）、流动性约束假说（Gelds，1989；Deaton；1991；Jappelli and Pagano，1994；Carroll，2001）和缓冲库存储蓄假说（Deaton；1991；Carroll，1992；Bard，Skinner and Zeldes，1994）。它们的基本逻辑一般是不确定性的存在大大刺激了消费者的预防性储蓄行为。近十余年来，这些消费理论被国内学者用于探讨中国消费率快速下降、居民消费需求明显不足的问题上。这些文献大致可归纳为两方面：一方面是根据上述各种假说，结合中国居民消费需求的数据，采用计量经济学的模型和方法来检验各种西方消费理论对中国消费需求的适合性；另一方面是从近年来越来越突出居民收入差距问题对城乡居民的消费需求的影响进行研究。其中，将基于未来收入和未来支出的不确定性的预防性储蓄假说应用于解释中国居民消费行为成为主流。对此概要梳理如下。

袁志刚和宋铮（1999）应用预防性储蓄假说和流动性约束假说来解释中国城镇居民消费倾向下降和消费需求疲软的原因，分析指出由于未来收入的不确定性所导致的预防性储蓄和流动性约束的存在是中国城镇居民消费倾向下降的重要原因，并削弱了利率下调对刺激消费的作用。宋铮（1999）、龙志和和周浩明（2000）、齐天翔（2000）的研究都支持中国居民面对未来不确定性的预防性储蓄假说。施建淮和朱海婷（2004）将不确定性收入的随机过程引入理性消费者的预期效用最大化模型，通过数据检验，发现居民储蓄行为中的确存在预防性动机，但预防性动机并非如预期的那样强。这一结论似乎与直觉判断和很多研究结论不同。他们认为，这或许是因为宋铮（1999）等在设定估计方程时，以当前收入的固定比例作为未来收入的预期的做法高估了居民预防性动机的储蓄行为。此外，万广华等（2003）、杜海韬和邓翔（2005）、汪浩瀚（2006）、郭英彤和李伟（2006）、潘彬和徐选华（2009）、苏基溶和廖进中（2010）等围绕预防性储蓄假说和流动性约束假设，根据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存在的不确定性因索，提出了某一不确定性预期对我国居民消费需求具有一定的影响，并证实了中国消费者具有比较强烈的预防性储蓄动机。杨汝岱和陈斌开（2009）研究了我国居民储蓄存在较强的预防性动机的原因和微观基础却研究。他们实证分析表明，高等教育支出对居民消费有显著的挤出效应，高等教育改革对家户消费行为存在降低居民边际消费倾向的内在微观作用机制。

一些学者将考察视角从未来收入不确定性转向对未来消费支出不确定性的研究。罗楚亮（2004）利用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收入分配课题组三次城镇住户调查的数据分析收入不确定性、失业、医疗及教育等支出不确定性因素对城镇居民消费行为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这些不确定性因素对城镇居民消费水平具有显著的负效应，但效应的大小也因这些因素的可预期性的变化而变化。赵晓英（2007）对1978—2005年城镇居民样本的研究发现，未来消费的不确定性对居民消费行为的影响非常显著，未来消费波动的不确定性越大，预期消费增长率就越高；Chamon和Prasad（2010）对1995—2005年微观家庭调查数据的研究发现，预期未来的教育支出增加会提高家庭的储蓄率，而与医疗支出相关的风险可以很好地解释老年家庭中储蓄率的大幅上升，因而导致消费率的下降。

伴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不断扩大的居民收入差距问题越来越严重地影响了城乡居民的消费需求。朱国林等（2002）论证了收入分配的两极分化与中国消费不振的关系。李军（2003）探讨了收入差距对消费需求影响的定量关系，证明了收入差距扩大起到降低消费需求水平的负向作用。Musgrove（2005）研究认为，高收入国家的城镇收入差距对其消费影响显著；而低收入国家的城镇收入差距对其消费影响不显著。与Musgrove（2005）的研究结论不同，娄峰和李雪松（2009）认为，中国城镇居民收入差距对其消费存在显著的负向效应。陈斌开等（2009）分析表明，中国经济转型过程中所有制结构变迁、工资制度改革等制度性因素，以及经济增长过程中快速的产业结构变迁和技术进步是1990—2005年间城镇居民劳动收入差距变化的重要原因。金烨等（2011）使用中国城镇住户调查数据研究证实：收入差距会显著减少家庭除教育以外的消费。他们还发现收入差距对低收入或年轻家庭的消费抑制更加明显，但能刺激教育投资的上升。

古炳鸿等（2009）从城乡居民不同阶层的边际消费倾向视角研究中国居民消费能力不足的问题以及改变中国投资消费结构的不合理。艾春荣和汪伟（2008）研究了习惯偏好下的中国居民消费对预期收入变动的过度敏感性。杭斌（2010）从消费习惯形成角度定量分析了近年来中国城镇居民的平均消费倾向持续下降的原因。此外，一些学者从金融抑制政策视角来解释居民的消费行为。孙家良（2003）、李家美（2006）考察从金融抑制的角度分析了我国农村市场消费需求不足的原因。邱崇明和李辉文（2011）从金融抑制角度分析中国居民消费的原因、形成和影响。

综上，居民消费的最主要决定因素是收入，包括现期收入和未来收入、财产性收入和劳动收入。因消费信贷市场发展的滞后，居民消费还受到流动性约束的影响。这已为提出和验证流动性约束假说的一些学者所关注（万广华等，2001；孙世重，2004；田岗等，2005）。但是，对消费信贷市场发展滞后的根源问题缺乏较为深入的思考和研究。我们认为，这与金融约束中的限制市场竞争、市场准入政策密切相关。(www.daowen.com)

金融约束政策的租金效应除了通过激励作用带来经济增长以外，还会通过租金分配导致财富的转移和劳动收入分配比的下降必然会带来居民消费能力的下降，从而导致居民消费抑制。在资本市场上，则通过股权分置、大小非进入流通所支付的过低对价、对大小限股票进入全流通的期限锁定和降低再融资的门槛、监管宽容等措施，来降低股票融资成本，并人为地造成股票相对稀缺，使IPO得以高溢价发行等政策措施为生产企业创造租金机会。这其中创造的租金必然会发生从居民家庭部门和没有获得外源融资的生产部门向金融部门和能获得外源融资的生产部门的转移。金融约束对消费抑制的作用主要体现在其对居民财富、收入的影响：一是在银行存贷款市场上，因人为压低存款利率（低于同期的市场利率甚至是通货膨胀率）致使居民储蓄存款贬损；二是在资本市场上，中国股民多年来累积投入的资金远高于他们从股市得到的回报，其差额就是第二层面的金融约束创造的租金，被上市公司、券商等机构获得。此外，利率管制还导致公司的股权融资偏好、高溢价发行和配股以及间接地对流通股股东造成损害。金融约束在另外两个层面上对消费的抑制也不容忽视：一是在银行信贷市场上没有获得外源融资的生产部门多是中小企业、民营经济等就业率占比高的部门，这会影响劳动者报酬的提高，致使劳动收入比逐年下降；二是低收入者因自身资本积累的限制达不到享受金融服务的财富阈值而得不到像高收入者那样所得到的高收益回报，因而扩大居民收入差距。财富的转移和劳动收入分配比的下降必然会带来居民消费能力的下降，再加上居民收入差距拉大的制约，从而导致中国居民消费抑制。此外，因资本市场限制所带来的股票收益波动、股市财富效应等也是影响居民边际消费倾向的重要因素。

在对消费需求理论回顾的基础上，通过对中国居民消费行为、消费需求问题研究文献的梳理，我们将对造成消费抑制现象的多种因素和原因进行分析。我们主要从金融约束视角来分析解读中国的消费抑制现象以及由此所带来的经济动态无效问题。

令人遗憾的是，从金融约束的视角来分析对居民消费行为的影响鲜见有人研究，而对金融约束造成消费抑制进而带来经济动态无效问题的研究就更为罕见。

现代经济是一种以需求为导向的经济，作为总需求的重要组成部分的消费对有效促进经济增长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但是，近年来中国经济运行中出现了较为明显的消费抑制现象。理论上讲，居民的最终消费是制约生产的关键因素。近年，居民消费增长率持续低于GDP增长率和投资增长率，成为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资本产出比持续上升的重要原因。消费不振直接影响到GDP增长率，由于消费受到抑制，导致企业产品积压，失业上升，从而制约了经济的有效运行，降低经济发展的质量和效率。因此，消费的变化亦是解释经济动态效率变化的重要因素。根据经济增长理论，对于处于一般均衡状态的经济体，判断消费与储蓄的最佳比例的标准是宏观经济理论中的动态效率（Romer，2001）。在理论上，经济动态效率是描述经济中的资源跨期配置是否实现了帕累托最优状态。经济动态有效意味着资源配置合理，社会福利最大化；动态无效则说明资源配置不尽合理，存在帕累托改进、提高社会福利水平的可能。

最早注意到动态效率问题的是Phelps（1961），他沿用Solow（1956）提出索洛模型，证明了最优稳态的“资本积累的黄金律”规则。高于黄金律稳态水平的储蓄率意味着现代人将为下一代做出牺牲；低于黄金律稳态水平的储蓄率意味着将减少下一代的福利。他认为，资本存量超过黄金律水平的经济是动态无效的。Blanchard和Fischer（1989）对此有精辟的论述，在资本存量超过黄金律的情况下，经济中的资本配置就不再是帕累托最优，每个人都可以通过减少资本存量、增加消费来提高福利水平而生活得更好。这种经济常常被称作“动态无效率”。在确定性的经济中，Diamond（1965）利用外生增长的代际交叠模型（OLG）研究指出，竞争性的经济可能达到一个资本过度积累的稳定状态。在其模型中，所有利率是相等的，但现实经济中存在着不确定性，考虑到持有风险资产的风险溢价和利率期限结构等问题，不同的资产的预期回报率不一致。资本黄金规则也不能确定何种利率或回报率是恰当的。Abel等（1989）认为，很多学者简单地将无风险利率和资本报酬率等同并作为判断经济动态效率的标准是不准确的。在现实中，无风险利率低于经济的平均增长率并不足以说明经济动态无效。因此，Abel等（1989）认为，自20世纪60年代在增长理论中提出动态效率的概念到他们提出“AMSZ准则”之前，对现实经济动态效率的评判标准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因为缺乏一个可操作性的、经验的尺度来判断现实世界的经济是否会表现出与资本过度积累的无效率。Abel等（1989）通过将不确定性引入Diamond（1965）的OLG模型中，首次在动态经济中理论上的效率陈述与其经验上的对应物之间建立了一个桥梁，将增长模型中理论上的动态效率概念与对现实经济的动态效率的测度联系起来，并推导出一个检验随机动态经济的帕累托最优的总量检验标准即所谓的净现金流准则——资本净收益大于总投资，即AMSZ准则，又称为“净现金流准则”；并以此验证了美国、英国、法国、西德、意大利、加拿大和日本经济是动态有效的。

近年来，以“AMSZ准则”框架来验证中国经济动态效率问题成为一个主要热点。许多学者检验经济动态有效性时所采用的检验方法和标准不同，得出的结论也不尽相同。Leonard和Prinzinger（2001）通过比较中国1980—1996年实际利率和经济增长率的大小，发现中国经济是动态无效的。同时，他们使用AMSZ准则计算的同期的净现金流也均为负，进一步说明中国经济是动态无效率的。史永东和杜两省（2001）利用AMSZ准则对我国现实经济的动态效率进行了经验，得出中国经济1992—1997年动态无效的结论。史永东和齐鹰飞（2002）用GDP替代GNP，再次用AMSZ准则检验了中国经济1992—1998年的动态效率的情况，也得出中国经济是动态无效的结论。袁志刚和何樟勇（2003）分别利用企业资金利润率与经济增长率比较及AMSZ准则对1978—2001年及1996—2001年的中国经济的动态效率进行了检验，他们发现在1992年以前资金利润率一直大于经济增长率，说明经济处于动态有效状态；从1992—1998年经济增长率大于资金利润率，说明经济处于动态无效状态：1999—2001年资金利润率又略微超过经济增长率，说明经济运行状态有所好转。杨传凤（2004）的研究也表明中国经济是动态无效率的。陈建奇（2006）除了依据AMSZ法则对中国经济动态效率进行评价外，还采用了直接判别利率与1之和的均值和经济增长率与1之和均值的大小关系进行综合分析判断，克服了AMSZ法则的缺陷，得出中国目前经济动态无效的结论。项本武（2008）依照AMSZ准则，运用自定义的总资本收益计算方式，对中国1992—2003年的经济动态效率进行重新测算和检验，得出结论：样本期间中国经济动态效率是波动的，其中大部分年份处于动态无效状态，中国经济的动态效率与投资率负向相关。

但是，刘宪（2004）利用AMSZ准则检验了1993—2001年中国经济的效率，他使用了与史永东和杜两省（2001）、史永东和齐鹰飞（2002）、袁志刚和何樟勇（2003）等人的研究不同的总收益计算方法，得出样本期间中国经济在总体上是动态有效的结论。然而，在作分地区考察时，我国东部、中部地区经济处于动态有效状态，而西部地区经济则处于动态无效状态。黄伟力（2008）基于AMSZ法则，运用协整检验方法实证检验了我国改革以来的动态效率，得出的基本结论是改革以来我国经济整体上是动态有效率的，没有过度积累资本。吕冰洋（2008）应用AMSZ准则来对比中国资本总投资和总收益，其对总收益计算公式进行了修正：资本总收益=国民收入－非资本税收－企业补贴－劳动者报酬；总投资分为包括财政投资和不包括财政投资。其主要结论为：中国总体资本积累是具有动态效率的，高投入式增长未必是粗放式增长；资本积累的动态效率与经济波动和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密切相关；考虑到中国市场化改革远未结束、后发优势仍存在较大的利用空间、区域间产业结构大规模升级和转换将持续相当长等因素，未来中国资本积累动态效率提高的空间仍然很大。孟祥仲等（2008）运用AMSZ准则，对中国经济运行的实际状况进行了纵向考察，得出我国的经济运行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处于绝对有效的状态，但与发达国家战后经济发展黄金期的动态效率横向相比，仍处于相对动态无效的状态。蒲艳萍和王维群（2009）基于AMSZ准则对1994—2006年我国资本投入的动态效率及1998—2006年资本投入效率的区域差异进行检验的结果显示：我国资本投入效率整体上是动态有效的，但与发达国家相比差距较大，特别是从2001年开始呈显著下滑趋势；资本投入效率区域差异较大，资本投入年均效率东北最高，东部次之，中部稍低，西部最低；资本投入效率的增长态势，东部最好，东北则下滑迅速。张延（2010）按照美国经济学家Abel等（1989）提出的“AMSZ准则”衡量方法，对1994—2008年中国宏观经济时间序列数据的实证分析发现，在不确定性的情况下，中国不存在资本过度积累导致的动态无效率的现象。

采用AMSZ准则对中国经济的动态效应进行检验，彼此之所以会得出大相径庭的结论，是因为他们在对资本总收益、总投资和净收益的内涵界定、测算方法和测量口径等方面存在明显的差异，并且多数研究将私人投资等同于社会总投资；还有中国的名义利率一直受到管制的因素。用产生于成熟型经济体的增长理论来检验成长型经济体的动态效率虽然具有一般性，但在这个过程中也舍弃了许多中国经济的特征（李景睿，2009）。黄飞鸣（2010a）指出，中国在公共财政制度、投融资体制、社会保障制度、税收制度、国民收入核算等方面与发达国家、市场成熟国家存在较大的差异。因此，利用Abel等（1989）对资本总收益、总投资和净收益的定义和一些学者提出的测算方法以及AMSZ准则来评判中国经济增长的动态效率的确存在许多不当之处。为此，黄飞鸣（2010b，2011）对AMSZ准则进一步扩展的基础上，从总消费和总劳动收入的视角，提出了一个适用于检验发展中国家经济运行是否有效的“扩展的AMSZ准则”，并利用中国1985—2005年的数据来考察中国经济的动态效率，并得出动态无效的结论。这里我们称之为“消费者净支出准则”——如果居民的总消费大于总的劳动收入，则超过部分必然是来自资本提供的净收益，也就是来自AMSZ准则中利润超过投资的部分；因为只有在利润用于投资之后仍有剩余时，总消费才会大于总的劳动收入，均衡动态有效；反之，则无效。“消费者净支出准则”的提出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弥补相关理论空白；在实践上，它比目前基于成熟市场条件提出的验证经济动态效率“AMSZ准则”更切合中国的实际，并可以推广应用于那些与中国具有同样经济属性的发展中经济体的一种研判经济动态有效与否的新方法来检验判定其经济增长是否处于动态有效的状态。

在中国，政府通过金融约束政策为金融机构和国有企业、上市公司创造租金、提高金融市场的效率的同时，一方面侵害了居民的财产性收入，另一方面制约了作为解决就业问题主要渠道的民营经济的发展和居民劳动收入的提高，进而抑制了居民消费的能力、影响居民消费水平的增长，从而不利于国民经济增长方式向消费主导型的模式转变。居民收入份额的降低是中国近年来消费低迷的原因基本上成为一种共识。根据主流的消费理论，决定消费的最主要因素是收入。根据经典的经济增长理论，如果实际经济运行偏离了最优增长路径，政府应该通过适当的干预措施，使经济运行重新走上最优的轨道。因此，这就为政府实施适当的金融约束政策提高经济动态效率提供了理论依据。